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
十五五规划建议为未来五年的发展做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重要部署？五年规划作为我们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最近几年，引起了国际社会极高的关注，甚至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公开为中国规划的制度优势站台，它的优势和普世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鄢一龙教授，二十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五年规划，在这个领域发表了多本研究专著和合著，如《大智兴邦—中国五年规划的制定》和《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观察者网近期邀请他就上述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本文对话嘉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鄢一龙教授
十五五规划建议：要走出一条新型世界大国的新路
观察者网：10月23日的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以及中共中央24日的新闻发布会，都对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内容做了介绍。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些？为什么？
鄢一龙：可以看到，十五五规划是一个关键性五年规划。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我们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型世界大国的新路。
十五五规划建议特别重视实体经济，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为实体经济不但是整个产业体系的根本，还是我们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根本。
我们从十五计划到十三五计划都提出要提高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十四五开始强调制造业比重要保持稳定。今天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不是说服务业比重越高越好。就像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那样，服务业比重很高，对应的却是制造业的空心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停滞。所以，从这次十五五规划建议可以看到，我们还是要坚定地走工业化的道路。
同时，我们部署了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这三招时间线上的大棋，我们传统产业占80%，要通过改造提升继续维持优势，我们新兴产业要形成集群化发展，形成新的优势，未来产业等于我们下的先手棋，也许要到十六五才会真正有收获，未来继续引领。制造业是现代产业的基础，生产性服务也是服务于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当然也包括服务农业现代化，同时制造业和服务业要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将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放到了第一条，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除了是整个产业体系的基础之外，实际上也是创新的基础。中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生产制造能力比较强。有了新想法之后，可以迅速地生产制造出来，并在投入市场之后快速实现技术迭代，所以说生产制造能力对创新能力形成了一种逆向牵引的作用。这种创造和制造之间的循环，在中国是非常明显的。
典型的例子如数字技术的快速应用，它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有广阔的工业应用场景，能够把数字技术快速地在整个产业工业体系中加以应用。
同时强大的实体经济，也是我们国防实力的基础。九三阅兵所展示的先进军工产品，没有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强大的实体经济也是我们展示全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虽然西方攻击我们，炒作所谓的“产能过剩”，但实际上，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的全球贡献之一就是，我们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先进技术，比如通过修建高铁等先进的基础设施，帮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加速迈进现代化。第二，全球绿色转型的过程中碰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绿色产品生产能力不足，而且成本高昂，但是中国强大的绿色产能，如新能源车、太阳能电池、风能电机等等，弥补了全球绿色产能的不足，使得很多国家实现绿色转型成为可能。
即使像欧洲、美国这些所谓的先进地区和国家，也离不开中国所提供的高性价比的生产能力。最近的稀土出口管控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中国为很多国家提供了基础性、战略性工业材料和冶炼能力。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具备中、高、低端不同行业品类生产能力，且具有高度性价比制造能力的国家。
还有，即使我们发展金融强国，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一定意义上也要依托超级生产能力作为人民币超级信用的基础，这是我们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很重要的推手。因为我们现在是世界上15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背后依托的就是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
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实体经济都是我们的强国之本，所以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放在了第一条，这是我印象最深的方面。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方面是，十五五规划非常重视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规划建议强调两个推动之一就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原先提的只是坚持人民为中心，而这一次更进一步，在十五五时期坚持的原则之一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同时提出，要不断推动“人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等等，当然也包括生育、就业、养老、健康等问题。我觉得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十五五规划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第三个很突出的方面就是，明确了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这就要求继续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且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方式，要以一种更加社会主义的方式去实现。
要实现中高速增长，规划建议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并且要求不管产业发展的设计，统一大市场的设计，甚至科技创新的设计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都要围绕扩大内需的战略需求来展开。这就为我们的经济实现超常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条比较核心的方面是，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 “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要避免日韩式的内卷化陷阱，我们的科技进步就要继续往上走。因此，我们必须要把握住新兴产业技术革命的机遇，靠自立自强来引领新质生产力。我们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就是要实现这个战略。
这跟十四五规划更多地强调产业基础高级化、补足产业链短板弱项有所不同。十五五规划建议更强调原创技术优势，怎么样加强对核心技术的攻关，同时将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跟产业体系配合起来，就是说，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体系的创新要形成良性的互动。
如果说十五五规划建议是谋划未来五年发展方向的一盘大棋，这四个方面我认为是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四招棋。
五年规划：不同阶段的不同使命
观察者网：五年规划是我们国家治理的很重要的手段。从国内和全球的角度看，您是怎么理解我们的五年规划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的？
鄢一龙：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其中五年规划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经有海外领导人对我们的领导人说，你们有规划，这是很重要的优势。普京也曾说过，中国能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有五年规划。这些国家元首所在的国家，原先均实施过五年计划，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了。而我们从建国初期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转轨，一直到现在，在中国不同发展阶段，五年规划始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实施五年规划，我们的发展变得可预期、可设计、可控制，这实际上增强了发展的自觉性，使发展更具规划性、目标性和部署性。1955年毛泽东曾说过，“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1】
在持续不断的百年进程中，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始终如一，分阶段、分步骤地稳步推进，最终实现了质的飞跃。
毛主席亲自参与一五计划的制定。
第一阶段，建设时期的五年计划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大推动作用。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从“一穷二白”起步的，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通过殖民、掠夺等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老路，只能依靠计划体制来集中全社会的有限资金发动与推进工业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
这一时期我们保持了很高的积累率，大量资金投入到增长的基础部门，对基础设施、工厂建设进行大规模投资，这消除了增长瓶颈，促进了经济起飞；超越了简单的比较优势发展模式，在西方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将重工业作为优先发展部门，建立了具有自主能力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推动了工业化快速发展。最后，计划体制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反向配置机制，能够引导有限的社会资源向弱势群体流动，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农村合作医疗、普及初级教育等方式，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几亿人民的基本民生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计划为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稳定机制。改革开放后，与苏联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走了一条渐进的市场经济转型道路。通过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调控三条轨道并行，并逐步缩减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扩大市场调控的范围，逐步减少计划对于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轨道为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稳定的机制，保障了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的稳定，避免了转轨国家普遍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商品短缺、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经济增长出现漫长衰退期的“泪谷”。
第三个阶段，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我们的规划就是为发展提供一种宏观的框架。既可以推动发展，又可以调控经济发展，比如在经济低迷期，通过推出一些重大的基础工程项目，为下一轮的发展提供支撑。另外，还通过资源配置，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等。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的五年规划已经成为推动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的手段。目前我们最大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实现呢，就是通过五年规划分阶段部署去实现。
所以说五年规划在我们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是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年规划：超越苏联的本土化创新
观察者网：那么，我们回顾过去七十多年的历史，五年规划的决策过程，又是怎么适应新的变化，不断地提升效率，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发展目标的呢？
鄢一龙：过去70多年的规划历史你可以看到，一开始我们是跟跑，主要是学苏联的计划体制，但是我们在吸收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采用了“合则用，不合则不用”的态度，没有全盘照抄苏联。
苏联的计划体制集中程度特别高，从中央部委到基层一竿子插到底，对两千多种物资实行计划统配。相比之下，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方式，实行的是“大计划、小自由”体制，指令性计划仅限于最重要的部分，而大量存在的是指导性计划。此外，还有部分领域是自发性的，以及农业等领域的间接性计划。这是我们本土化创新的方面。
一五计划大项目之一原六〇一厂(现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建厂初期，苏联专家在现场指导
有人说，我们的计划体制不如苏联那么科学。事实上，我国的计划体制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出现了去计划化的浪潮，大家都认为计划不好，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并且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创造了一种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规划模式。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规划或计划与市场是不兼容的，但我国秉持实事求是原则，逐步摸索出一套契合中国国情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机制。
从决策机制角度而言，“一五”计划便彰显出决策机制的科学性，其编制历时较长，且集思广益。各个部门包括国家领导人长时间地投入一五计划的编制，征求地方的意见，也征求苏联各方面的意见。
改革开放后，五年规划决策日益呈现出程序化、民主化与科学化。程序化体现在编制程序逐步固定；民主化表现为各方参与者日益增多，即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科学化则是指编制规划过程愈发科学。
党的十八大之后也出现了很多的规划机制创新。
第一条创新，”十四五“之后，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加强了党的领导，通过加强党的领导为规划编制和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在五年规划的编制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条创新，加强了公众意见征集。“十一五”规划开始，我们就从网络上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但是之前的公开征求意见是在《纲要》编制后期才开始，也就是对应到“十五五”要到明年一、二月份才开始。“十四五”规划首次在党的规划《建议》编制阶段，就开始网络公开征集意见，“十五五”规划把此项工作又提前了三个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两次大规模的网络公开征集意见。然而，现在在党的《建议》编制阶段就去征集意见，就能更好地、更充分地去吸纳公众的意见，使得五年规划的编制更加民主、更加开放。
第三个机制创新是规划的实施阶段也加强了评估。”十一五”我们开始有了中期评估，十三五我们增加了年度动态监测，在十四五之后，我们才开始做规划的总结性评估，十五五编制高度重视事前风险评估，这样就形成了全流程的评估机制。
第四个机制创新是，形成了规划的系统实施机制。形成了一整套推动规划实施的目标责任制，以及资源保障机制，把之前的做法系统化、制度化下来。
第五个机制创新是推进了规划纳入全面依法轨道，推进《发展规划法》立法。
第六个机制创新是加强规划战略导向功能，推进规划体系建设，推进多规合一，加强了规划的战略导向功能。
所以，五年规划七十多年的演进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在实践中学习的创新过程，因为五年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不断循环。五年规划本身也是一个自我纠错的过程，不断根据规划实施的反馈，对自己的认识进行调整。同时也是一个适应时代变化不断自我调整、持续推进创新的机制，合适的保留下来，不合适的就加快调整，以此来适应时代的变化。
五年规划体现的民主与西方“民主”大不相同
观察者网：您曾提到，五年规划体现了民主、集中、再民主和再集中的决策逻辑，具体是如何体现的？如何突破西方所谓的“威权体制”话语框架？
鄢一龙：我们五年规划的编制体现了民主集中制优势，我们把民主和决策的效率结合起来了。
因为在决策过程中，如果仅强调各方参与，最终往往只会引发争论而无实际成果，西方的所谓“民主决策”过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美国式民主可能特别明显。他们陷入所谓的否决政治，就是在决策过程中，有特别多的Veto player（否决玩家）角色，进来参与就是想要推翻你的提议。而中国的参与者都是想给这个提议增加更多的意见输入，贡献更多的智慧。所以说，我们在决策上没有那么多否决点，而是有无数的贡献点，我们的决策效率高，而且能够集中集体智慧，所以更科学。
西方一些人批评我们最多的是，规划意见在人大投票时赞成票特别高。但是，通过充分研究规划制定流程，我们发现，规划编制前期已充分协商并吸纳了各方意见，人大也已深度参与其中。
两会之后，人大就有好几个小组为规划编制开展专门调研。他们调研之后形成报告，随后又开各种会议，主动地给规划编制提建议。除此之外，规划编制的每一轮意见稿，在征求意见环节均会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因此，规划中已充分吸收和参考了多轮次的各方意见。最后形成的稿件，犹如煮火锅，各方主体共同投入“食材”，最终呈现出融合各方意见的成果，并非仅依据某一人之见，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是为什么在人大审议能够高票通过的原因，我们把它称为前期充分协商吸纳事后制衡，也是我们的决策民主跟西方不同的一点。
我们与西方民主不一样的另一点是，规划编制的参与者，分为几个圈层。第一层叫决策圈，这个圈里最核心的人员实际上是五年规划的决策者，包括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等机构的领导人。第二层叫起草层，就是党和政府的政策研究和起草人员，所谓的我们党的“秀才”，由他们来执笔写规划。第三层就是参与层，包括学者、公众、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层负责提意见和提供支撑。学者的参与主要体现在前期课题研究和后期讨论论证中，而公众则主要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提供意见。
2024年1月，西南大学组织重庆“十五五规划”前期选题专家论证会
因此，我们的规划编制过程既集思广益，又经过严密的顶层设计。简而言之，我们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同时兼顾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旨在通过这一流程编制出科学、高质量的规划。
我们之前也访问过一个资深规划人，我们问：编制这么宏大的规划是不是心里没底？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只要把这些程序都走到位，想一想有多少人替你把关？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反复讨论、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之后才拿出来的终稿，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所以说我们的五年规划编制体现的民主，不仅仅是个程序民主，而是实质的民主，产出来的都是高质量的决策意见。
五年规划如何体现人民为中心？
观察者网：有学者形容中国是一个精英政治决策机制，那么在五年规划中，普通老百姓能通过哪些途径参与？
鄢一龙：也有人说，老百姓参与不够，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参与规划的渠道有好几个。一个是我们前面讲的公开征集意见，这是直接参与的；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机制，那就是编制规划的人主动去基层倾听老百姓的声音。
比如，规划编制人员需要长时间深入一线调研，全面了解实际情况。这种对民意的吸纳，使得五年规划的决策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除规划编制人员外，领导人包括总书记也亲自深入一线调研。
除了通过公开征集意见和基层调研，还有一个机制就是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总书记、总理都会召开这样的座谈会。
而且，我们的规划编制还有一个“层层吸纳机制”。因为直接编规划的人，注意力是有限的，领导人注意力也是有限的。那怎么办？不可能请十几亿人都一起来提意见，那就尽可能地通过一层一层的编制流程吸纳意见。
比如我们参与了规划编制的一些课题，人大、政协也围绕一些专题去做调研，最后要把大家联系的那部分群众的意见充分吸纳进报告。报告提交后，其意见会被吸纳进规划编制中，这与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密切相关。所以说，整个规划的编制过程，确实是一个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地体现，一个生动的案例。
这些公众参与规划制定的途径，其重要的目标就是，使得规划编制要以人民为中心，所以最终我们规划里边体现了大量的民生内容。
十五五规划，问计于民。图为今年5月份开始的十五五规划编制网络公开征集意见
“十四五”规划是这样，“十五五”规划也会是这样，就要去回应老百姓最关注的那些问题。
综合来看，老百姓参与规划的制定，包括正向参与，即老百姓在网络上主动提出意见，也包括逆向参与，即决策者主动为老百姓考虑，积极回应老百姓的需求。所以，这种正向参与和逆向参与的结合，跟西方的决策相比，有自身的体制优势。
因为西方所谓的民众参与，实质上是利益集团的参与，他们拥有资源，能够进行游说。但是他们能代表的人群是有限的。对美国长期公共政策的研究发现，沉默的大多数对政策制定并没有影响力。
我们的规划明确回应了民众最关切的问题，如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医疗保障的加强、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以及环境污染的防治，这些都在规划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再比如“十五五”老百姓关注的就业问题、内卷问题，在规划中也会有所回应。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参与五年规划制定的独特机制。
目标治理的体制优势：言必行、行必果
《观察者网》：您用目标治理这个词去形容五年规划的一个重要特征，很简单易懂，您认为这如何体现了我们的体制优势？
鄢一龙：管理学者德鲁克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但是他的目标管理只是针对企业的。我国的一大显著优势，在于能够在国家层面实施目标治理：制定明确目标，围绕目标规划任务、配置资源，并最终实现目标。
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核心机制的第一条，就是目标匹配机制。
规划编制过程实质上就是目标匹配的过程，旨在促使各分散主体就未来五年发展形成政策共识，同时有目标衔接机制，中央和地方有目标、指标衔接，中央规划《建议》出台之后，地方基本上都得按照中央规划的精神去落实。目标共识一旦形成，各地方实现自身目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国家目标实现的过程。
第二，是目标责任制。规划任务目标制定后，需对任务进行分解，明确各部门责任、完成期限，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跟踪、动态监测，以及中期和总结评估。有一部分规划指标，是约束性的，还会被纳入考核，并进行监督。
通过这一整套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目标逐步实现。
目标治理的体制优势当然也是非常明显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是言必行、行必果，但是西方的体系里，政客提出的那些执政目标实际上只是一种政治口号，不须去实现。
我们评估了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等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口号，发现这些口号大多未能实现。因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动员选民，向选民喊话的机制，政客可能提出了宏大愿景，但是没有认真去实现，或者没有能力去实现。我们也对2000年欧盟提出新世纪头十年的“里斯本战略”做过评估，提出的三大目标，哪个都没有实现。
打个比方，中国立下的flag，我们基本上都实现了，而他们立下的flag，却往往都未能兑现，包括他们在国际上做出的承诺。而我们的承诺比如“双碳”目标，都是切切实实地去做，而且我们确实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承诺2030和2060分别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部分指标已经提前6年实现了碳达峰目标
我们五年规划的体制优势，还体现在长远布局上。我们有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正努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我们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分解为五年小目标分阶段来实现，几十年如一日积累下来，就发展成如今的中国奇迹，跟很多当年同步出发的国家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许多人误以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是骤然间实现的，实则不然，我们是通过五年规划的逐步积累，始终沿着既定方向稳步前行。
世界其他国家，不仅存在政客设定目标难以实现的问题，更因竞争性选举导致政策目标频繁摇摆。新任领导人往往未延续前任政策，反而与之背道而驰。比如美国，奥巴马很重视气候变化，拜登也很重视气候变化，但是一到共和党上台之后，气候变化的措施又被统统抛掉。
而我们是一届接着一届，一任接着一任，不但实现了阶段小目标，最终还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目标。这就是目标治理的突出优势所在。
五年规划的普世性与独特性
观察者网：的确如此，海内外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中国五年规划的体制优势。我看到特朗普曾经说过，中国为实现某个目标，一百年前就谋划了。您认为，中国五年规划的独特性和普世性，表现在哪些地方？
鄢一龙：五年规划体现了我们的体制优势，实际上它确实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因为规划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在制度探索方面的一个成果，最早也不是发源于中国的。马克思当年就提出计划概念，德国和苏联等都做了很多探索。然而，我们如今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在人类对21世纪发展规划的探索中已然走在最前列，因为我们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规划模式。
回到20世纪90年代，不但“计划失败论”盛行，即便像斯蒂格利茨这样左翼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认识也还是停留在城市、企业等这种小空间的规划上，他认为全国规模的规划是不可行的，而中国恰恰就是打破了这种神话：一是在全国规模做规划，二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规划。
从学理层面来讲，哈耶克当年反对规划的首要原因在于，市场信息具有分散性，因此必须由企业进行分散决策。然而中国发现：有一类极为重要的信息，即整体性信息，它关乎人民的整体福祉。例如，气候变化便是整体性信息，它并非市场分散的信息，而是地球面临升温，这将威胁全人类的未来。
当一个社会拥有大量整体性信息时，便能够改善民众的民生与福利。这类信息并非个体企业所能左右，而是关乎整个国家的人民幸福与产业发展方向。这个领域恰恰需要政府之手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规划就是“有形之手”很重要的手段。
中国的发展之所以更有效率，是因为我们巧妙地结合了市场机制和规划手段。我们能够有效处理分散信息，同时，我们也能够高效地处理整体性信息。这些措施体现了市场和规划手段的有机结合，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规划意见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焦消费民生等领域
例如，在十年前，中国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与德国的“工业4.0”战略几乎同时提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新能源汽车、5G通讯、高速铁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光伏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都显示了中国制造业的显著进步。尽管德国在工业4.0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相比之下，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实现了超越。
是这些国家缺乏企业家精神吗？企业竞争力不够吗？不是，他们都有企业家精神，也很有竞争力。但我们都清楚，企业发展如同树木生长，不仅需要自身足够强健，还需要适宜的生态环境。我们的规划正是在营建好的生态环境，而这个好的生态环境单靠企业是做不到的。
例如，在美国，拜登政府推出了新能源补贴，以鼓励电动车的发展，这体现了其对清洁能源的重视。然而，特朗普上台后，政策出现了转变，他更倾向于传统油气车，这导致了政策的不连贯性，给企业带来了不确定性。而我们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能够让企业了解到未来国家支持的发展方向，这样就更容易成功。所以，通过规划来培育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是对人类有普遍意义的。
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角度来说，规划有三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公共资源的配置功能。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掌握大量的公共资源，那么怎么样的资源配置最有效率？这就需要通过规划来系统地设计和筹划，优化资源配置。
第二个作用在于引导社会资源向国家鼓励的方向发展。
第三个就是给企业一个稳定的信号和预期。
因此，中国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全国范围能够弥补市场失灵、能够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型规划，连我们这样的大国都能实施，其他国家自然也能借鉴。所以，我认为21世纪的新型规划具有人类的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
观察者网：我记得三年前尼泊尔一位前总理在中国接受采访时说道，他们也有五年规划，目标是如何如何。去年年底我见到这位前总理，问到他们的五年计划进展的时候，他很遗憾地说，因为执政党已经换了，规划没办法执行下去。所以五年规划能不能在其他国家运行良好，可能政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吗？
鄢一龙：没错。我们为什么说中国的五年规划是着力长远的目标治理机制，因为这个战略背后是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我们的目标治理机制背后，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能力。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够去推动目标的实现，所以说这当然是我们最根本的独特优势了，别人也学不了。
不仅是你提到的这个案例，我们在给非洲官员培训时，他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换个领导人，很可能五年规划就没办法推行了。这的确是很大的挑战，除非这个国家要做深层改革了。
但是，除此之外，非洲国家可以运用规划来做一些资源配置，协调不同的部门，对政策进行更加系统的设计，这方面还是可以提高执政能力的，这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全球学习中国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以说，中国的五年规划不但是我国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也成功打破了“计划失败论”、“计划过时论”，为人类探索21世纪更好的国家治理模式，探索新型人类规划提供了中国引领与中国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