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十大城市 没一个在黄河沿线 致命性缺陷(组图)

今天,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时间很紧,局势很急。

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巨变下,西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

能否跨越“胡焕庸线”去重塑中国的经济地理空间,直接关系到中美博弈下的战略回旋空间大小。

基于这样的背景再去看中央政策,我看到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从地理条件来看,美国是最受上帝眷顾的国家之一。

伟大的密西西比河直通大陆南北,加上多条支流以对角的方式横贯东西,美国境内可供航运的河道总长度,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长。而美国还是两面沿海,有着极其广阔的海岸线和港口资源。

这让美国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单一市场,又让美国大部分土地,能够顺畅接入世界经济体系。

全美前十大城市,几乎都分布在这些水运航道之上。这个应该说没有一点意外,城市的繁荣程度,与水运息息相关。

航道越长,所能连接的腹地就越深,经济带越绵长。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中国前十大城市,除了帝都之外全部诞生在沿海、长江和珠江流域,黄河却一个都没有。(最好成绩是郑州,排名全国第16名)

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

不,这是一种必然。

很多南方人不知道,黄河其实是一条“地上悬河”。由于大量泥沙堆积,下游河床高于地面,不利于修建码头港口。

而且,别看黄河是世界十大长河之一,一年的径流量仅有592亿立方米,不到珠江的五分之一,更遑论与长江的9857亿立方米相比了。

水量小,河道浅,通航条件非常之差。

如今的黄河出海口淤积太大,基本就断航了,整条大河航运价值聊胜于无。

所以,黄河沿线5000多公里,很多地方只能靠公路和铁路出海。运输成本比沿海高很多,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天然掣肘。

以陕西为例。2018年陕西的货运周转量为4024亿吨公里,其中水运的周转量只有0.52亿吨公里,占比仅有0.01%。

可以说,在整个大西北,最便宜的出海运输通道基本是废掉的。

相比之下,大西南要好很多了。有黄金水道长江作为依靠,四川重庆比起西北更容易发展“大进大出”的产业——

重庆的GDP比陕西少2188亿元,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却能反超406亿元(2018)。从这个数据便可窥知一二。

不过,西南地区到沿海港口毕竟隔着上千公里,时间成本还是特别高的。从朝天门顺流而下到上海,全程耗时就要半个月,资金周转期很长。

整个大西部如果没有特殊的政策优惠,其在招商引资时可以说并不具有绝对竞争力。产业在梯度转移时,会对这里产生畏惧感。

而且当前印度、越南、泰国等后发国家正在日渐崛起,那里有比西部地区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有些地区甚至有着西部梦寐以求的港口资源,可以无缝接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当中。

加之美国日本呼吁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摩擦下的关税加征,也让一些企业家有了转移到第三国避战的冲动。

所以,很多沿海的工厂并不是从东部转移到西部,而是跑出了国门。

再这样下去,很多流水线就会从中国的土地上流失,造成中国“过剩产业消失,新兴产业未起”的经济断档!

因此,前阵子中央颁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就出现了一条特别耐人寻味的政策:

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继续减按15%征收。

原本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已经执行了二十年,从现在起至少还会再延续十年。这是非常突破常规的。

自2013年在上海启动第一个自贸区后,中央一直在强调不搞“政策洼地”,只建“改革高地”。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担忧。

第一没有拿到政策红利的地方,为了打赢产业争夺战,可能会变相出台各类本土税收减免政策,最终侵蚀了国家税基,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

第二会产生其他省市区的心理失衡,各地争相跑部钱进,中央与地方之间不断博弈,加大了内部交易成本。

所以,中央对于区域优惠一直很慎重,更愿意突出产业优惠和行业优惠,这样每个地方都有潜在机会雨露均沾。

按道理说,区域优惠是会慢慢淡化,并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启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之前,有一些企业就担忧15%的所得税优惠会取消,恢复到25%的正常水平。

但是这一次,西部12个省市区又再次拿到了“免死金牌”。大西部可以借助所得税优惠,去平衡自身的区位弱势,打响全球产业转移争夺战。

不仅如此,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70%以上的主体要求,还直接降到了60%,进一步降低了入围门槛。不排除未来在某些西部城市中,享受优惠的企业户数会出现成倍增长。

真的是史无前例啊!中央对于西部大开发是铁了心,一定要扶持起来的。

为何中央不惜为西部一再打破记录?

因为,中国正急于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在这个关系中国百年国运的历史抉择中,西部是极其重要的支点。

当前,中美全面脱钩之势越演越烈。从中兴到华为,从香港风波到“中国病毒”,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龃龉不断。

受此影响,以“拉美资源、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全球三角格局也变得不太稳定了。这对于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造成了长远的负面影响。

因此,跨越胡焕庸线去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就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紧迫得多。

我在之前的文章《时隔20年后,中央再次打响“西富运动”,背后透露出三个玄机》中就说过,西部12个省市区,除了重庆这个直辖市,人均GDP基本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甘肃甚至全国垫底。

所以,中国必须遏制住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按照“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梯度转移顺序,将沿海的制造业更多的留在大后方,创造更多的财富。

只有西部的人均收入上去了,中国才有更大的底气构建出以国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进而为后期的中美博弈,提供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随着西部的产业崛起,中国甚至有可能将全球产业链的三级分工体系“内部化”——

中西部地区作“资源国、生产国”,东部沿海作为“消费国”。

以此重塑全球的经济地理空间。

当然,税收优惠仅是西部崛起的第一个支点。单单凭借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

自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山姆大叔仅用百余年的时间,就成功将西部开发成全球瞩目的工业中心、科创中心。

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秘诀,就是交通革命。

1830 年前美国没有一条铁路。到了19世纪末,美国建成了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干线, 铁路总里程超过 30 万英里,相当于全世界总和的一半。

这些发达的铁路网络,大大促进了美国的专业化分工:铁路为货物触达了更远的地方,打开了几近无边的市场空间。由于货物流通畅快,各地不需要再局限于自给自足的小经济,可以腾出来手来大力发展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最后,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提升,产业集群水平也上去了。

回到中国这边。经过中央长达20年的转移支付倾斜,以及本地投资,西部十二个省市区的基础设施大为改善。

2018年,西部运营的铁路里程为52797公里,占比全国比例从2000年的37.6%提升到40.1%。

公路里程为1991735公里,占比全国比例从39.4%提高到41.1%。

高速公路里程53624公里,占比全国比例从22.5%提高到37.6%。

整个西部地区的基建总量上去了,但是从密度上来讲,有可能是不够的,绝大部分西部省市区的基建密度在全国垫底。

抛开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这一类特别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说,至少陕西、四川、重庆、广西、云南的某些区域,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我们以陕西为例。陕西的人口跟福建差不多,都接近4000万,面积也不会相差太大。

但是陕西的高速公路里程仅为266公里/万平方千米,不及福建的63%。这还是建立在福建的地形以山区丘陵为主、建设难度更大的基础之上。可见陕西投入之不足。

(过去二十年,除了贵州之外,其他西部省市区的人口规模正增长)

在人口膨胀的地方,基建投资通常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当然,要考虑人口密度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地方要具体分析)

按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在原本渺无人烟的地方铺设铁轨可能要投入巨额成本,承担高风险,但最终获得的收益,有可能是把一片无人之地转变成全球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强调,“要强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加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运输通道建设。加快川藏铁路、沿江高铁、渝昆高铁、西(宁)成(都)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

1935 年,地理学家胡焕庸以“瑷珲—腾冲”为界,划出了一条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这条几近45%的直线,也是中国经济地理空间的繁荣分割线。

几年之后,在遥远的大平洋彼岸,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于国家战略考虑,美国把大部分国防工业布局到了西部地区,一个远离德国潜艇和飞机的辽阔地带。

加上后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西部建起庞大的军事工厂,其在全美经济总量中所在比重不断提高。

战争结束后,这些军工产业及时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 转换成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推动硅谷、洛杉矶、西雅图等城市的迅速崛起。

战争与军工产业,是美国西部崛起现代史的两个关键词。

而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启动的三线建设,也把诸多军事工业撤到了大后方,为西部埋下了一个军民融合的种子。

比如说西安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实力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它聚集了国内航天、兵器1/3以上,航空近1/4的科研单位、专业人才及生产力量,拥有全国唯一完整卫星产业链条,被誉为中国的航天航空动力之乡、兵器工业重镇。

今天,中国同样面临着一场艰巨的对外战役,只不过对弈的场所从政治换成了经济罢了。在西部不断承接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西安乃至大西部的国防工业,会与民用工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这片占据全国的71.5%的土地,会像当年的美利坚一样实现跨越式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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