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能打的地方国企 硬刚列强成“化工界华为”


四代掌门,一往无前求创新。 一家想让全国人民都穿得上皮鞋的国有工厂,曾因技术受限,四处寻求跨国公司帮助,却遭到冷眼对待。

如今,这家曾经的“皮革厂”,已成为国际顶尖的化工企业。

今年秋招,万华化学在各大化工院校宣讲,为应届博士生开出了45万元的年薪,并为入职员工提供购房无息借款与成本价购房资格。

招聘信息发布当晚,因涌入求职者太多,官网数次崩溃。

化工行业待遇偏低,是业内公认的事实。万华在用人上的大手笔,突破了“化工行业的天花板”。

万华底气何来?

如今的万华,坐拥3400亿市值,连续四年净利润超百亿,是中国唯一拥有MDI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年产量达260万吨,为世界最大的MDI供应商。

凭借在MDI领域取得的成绩,万华化学被称为“化工界的华为”。

MDI指的是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原材料以石油衍生物为主,是生产聚氨酯的关键原料。

聚氨酯是一种高分子材料,英文名为polyurethane,简称PU,有着较好的弹性和隔热能力,可以制作塑料、橡胶、纤维、涂料、粘合剂等材料。

聚氨酯20世纪30年代由德国化学家O.Bayer发明,由于配方灵活、性能稳定、产品千变万化,逐步渗透到了各行各业中。

其中最主要的用途是生产鞋底原液,此外,聚氨酯还用于合成革、沙发、床垫,汽车、飞机坐垫,空调、冰箱、冷柜隔热材料等,从纺织、家电、建筑、建材,到化工、轻工、线缆、医疗、汽车、交通运输等领域无处不在。

作为聚氨酯下游重要产品之一的氨纶,因不易变形的特性,更是运动服、休闲服、内衣、袜子等的面料成分,需求保持高速增长。

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已离不开聚氨酯,除了衣帽鞋袜、各类电器,甚至手机壳、智能手表,以及牙套、口罩、防护服、避孕套中,都有聚氨酯的身影。

虽然MDI是如此重要的原材料,但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生产不出来,MDI的生产技术被外国牢牢垄断。

万华化学的起步,就是为了改变MDI“卡脖子”的局面。

1978年,烟台合成革厂成立,主要从事聚氨酯的开发,是万华化学的前身。

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彼时,中国还是“布鞋上的国家”,拥有一双锃亮的皮鞋,象征着时髦与身份。

“让每个中国人都穿得起皮鞋”的任务重要而紧迫,国务院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李先念在批复文件上写下,“望越快谈成越好”。

这是“六五”期间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国家大力支持,建厂轰轰烈烈,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公司从日本引进了聚氨酯合成革生产线,各类成本核算到一起,项目建设总概算4.6亿元,占当年中国财政收入的4%。

7000人声势浩荡,从全国各地赶到烟台,锦西化工厂副厂长刘永祯调任而来,成为万华的第一代掌门人。刘永祯从事化工领域多年,曾担任化工部直属企业总工程师,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

砂石布满荒地,推土机和工人有序忙碌,数千人齐心奋战五年。1983年,万华终于试车成功,剪彩仪式当天,中央领导专程前来庆祝。

万华由此出发,载着人民朴素的愿望。

现实不如理想丰满。万华重金引进的MDI生产设备,是日本企业早就淘汰的旧装置,只有60年代的工艺水准,年产仅一万吨。

即便这套设备过时,日方还在协议中写道,十年之内,万华不能在国际市场销售MDI产品。

不平等条约背后是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MDI技术起源于德国,涉及工艺流程复杂,需要用到几十种原料进行化学反应,这些原料无法长距离运输,必须在现场生成制备,因此,任何失误都会导致生产失败。

与之相应的,是MDI应用范围广泛,有巨大的价值和潜力,历来被欧美国家攥在掌心,严格对外封锁技术。

万华采购来的MDI装置并没能实现预期的产量,刚开始还能生产五六千吨,到了第四年,机器常出问题,管线总是堵,只能不停地抢修。

设备运转不稳,厂里员工时常需要举着高压水枪清理废物,公司从国外找来技术专家维修,但情况总是“洋专家一走,设备就不灵”。

董事长刘永祯看重技术,四处寻求解决方案。

终于,万华和一家跨国公司初步达成技术合作意向,洋专家来到万华考察,在生产线上转了一圈,却丝毫未谈及合作。之后,跨国公司又提出想要中国市场调研报告,万华组织了80多个员工在全国跑市场。

交上报告后,对方却在中国建了厂。

当时,MDI生产技术一直掌握在拜耳、巴斯夫、陶氏、亨斯迈等外国化工公司手里,形成垄断局面,外人很难染指。

1993年,万华陷入技术僵局时,美国利安德公司正打算出售一种与MDI类似的化学品生产装置,其生产工艺在美国已经被淘汰,万华有意购买。但拜耳公司担心技术泄密,出了市场价的两倍购买,买断后拆掉、报废。

看见公司受到这样的屈辱,39岁的分厂总工程师丁建生向总厂打报告,表明想要自主研发MDI装置的决心。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丁建生铁了心,拍着胸脯打包票,获得了总厂的批准。

望着眼前1吨重的老化设备、濒临倒闭的工厂,丁建生知道,这是一场硬仗。

1995年,第一个化工专业硕士来到万华。在那之前,万华没有一个研究生,丁建生的MDI实验摸黑进行了两年。

人才紧缺,而人才又是技术突破的关键。

丁建生逼急了,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每年给学校三万,让他们定向培养人才”。

就这样,东拼西凑,万华终于建立起一支十人的科研小队。

1982年,丁建生刚从青岛化工学院(现青岛科技大学)毕业分配进厂时,还是个技术员,和其他工人不同,他工作起来干劲十足,曾两三个礼拜,吃住都在厂子里。困了,就趴在几本书垫起来的枕头上睡一会儿。这股干劲,让他一路升至分厂总工程师。

化工专业出生的丁建生痴迷技术背后的原理,常把复杂的设备拆开来研究构造。半年时间,丁建生和他的团队,将原有的MDI装置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直到对每一个部件烂熟于心。

比装置结构更困难的,是生产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几十种化学原料在一起反应剧烈,任何环节的疏忽,都会导致实验失败。单靠一次次的尝试,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生产失败的原因。

丁建生想到了用计算机来模拟化学反应过程。当时,银河计算机已经研制成功,运算速度每秒可达1亿次以上。

丁建生的想法获得了中科院、国防科大等多家单位的支持,几班人马聚在一起,共同开发能够模拟MDI制作工艺的数学模型,这也是国内首套制造工艺技术软件包。

研究团队反复关起门反复试错时,公司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国有工厂当工人,是年轻人最好的出路,甚至工厂许多岗位都是“世袭制”,父亲退休后由儿女接班。只要不犯严重错误,就不会被开除,是实打实的铁饭碗。

因此,厂里工人偷懒、磨洋工成了常态。头几年,依靠国家扶持吃大锅饭,万华经营不善,但也还能勉力维持。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国家进一步推行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万华的产品不再由国家调配销售。外国产品涌入,万华产能低、质量差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市场上彻底失去竞争力。

成本一万一的产品,为了打价格战,只能卖到七八千,万华面临着严苛的市场压力,改变迫在眉睫。

改革拉开序幕,刘永祯为万华打好的基础,交到李建奎手里。1995年,42岁的李建奎成为万华二代掌门人。

第一步便是实行全员合同制,这在厂里引起了轩然大波,7000人的铁饭碗就此打碎。

李建奎找来下属,交给他4000人的下岗指标,少一个都要扣工资。

原本万华有30多个处室,副科长以上的干部就有三四百人。这次大改中,90%的处级干部办理内退。

精简人员后,万华在业务上也进行了一次大瘦身,此前,万华业务繁多,除了生产聚氨酯合成革之外,还生产硫酸、盐酸等化工产品,并且还有许多后勤辅助单位,如幼儿园等。

这次改革中,万华只保留主营业务MDI,其余全部剥离,将重心全部放在MDI设备的研制上。

1995年,万华进行第一次企业制度改革。由烟台合成革总厂改制为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是山东第一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

接着,万华出台《技术创新奖励办法》,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员工可以获得高额奖金。

依照章程,一位工程师拿了21万元奖金,回到家后,爱人担心他的收入非法,颤颤巍巍给厂里打电话,“这钱能存银行吗?”

次年,万华终于研究出MDI制造技术,工厂产能达1.5万吨。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德、英、日之后第五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MDI制造技术的国家。而这背后,是研究团队一万多次失败后的结果,废弃的方案能装满一个房间。

2001年,万华敲响上市钟声,市值不到36亿元。

上市后,改革并未停止。万华梳理了企业结构,进步一明晰产权关系。并陆续启动“创新工程”、“人才工程”等系列经营方案。之后,万华探索混合所有制,让核心员工掌握一部分股权。

紧锣密鼓的革新推动万华步入正轨,那场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中,许多国企未跟上步伐,纷纷宣布破产,而万华在危难时刻的坚定变革与技术创新,让往后的崛起成为可能。

万华修好抛锚的船,再次驶向未知的海。

1998年,丁建生出任万华总经理,后出任董事长,年薪两万元,成为万华的第三代掌门人。

他上任后,将前任董事长李建奎的改革创新精神延续下去,继续带领公司向前。

第一件事便是引进人才。他招来博士杨勇,开出八万元的年薪,配150平米海景房,比总经理年薪还高。

同事听闻杨勇的工资,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杨八万”。调侃得多了,杨勇跑去找丁建生辞职,“没有做出成绩,却拿着那么高工资,不合适”。丁建生安抚他,没有效益只是暂时的,公司需要科研人才。

这是丁建生对于科研投入一贯的态度,他经历过被外国人“卡脖子”的窘境,更加深刻地明白技术是一家化工企业的立足之本。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股市大跌,各行各业都受到严重冲击,外国MDI企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将过剩产品低价倾销到中国市场,比正常价格每吨低700美元。半年时间,涌入中国市场的MDI达10万吨。

外国产品价格低、品质高,万华失去了竞争力,公司再度面临危机。丁建生稳住大局,一边对原有设备进行改造,扩大产能,同时期,在宁波新建了一条年产达16万吨的MDI生产线。

产量提高后,价格摊下来,成本大幅降低,万华拥有了打价格战的底气。2004年,万华已经是亚太地区最大的MDI生产商。

巩固好国内的地盘后,万华将视线放到了海外,想在欧美建立工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降临,许多企业纷纷倒闭,当时的全球第八大聚氨酯巨头,匈牙利博苏化学公司也出现严重的资金链断裂,想对外出售股权。

丁建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带领几个手下,冲到法兰克福,但博苏大股东反应冷淡,即使身处险境,仍旧瞧不上这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企业。

丁建生撂下狠话:“必须拿下!”他连夜召开团队会议商量对策。讨论结果是,去贷款,不惜一切成本,买进博苏的夹层债务!

万华拿到了各银行20多亿欧元的贷款承诺,团队开始疯狂买入博苏债券。5天后,万华持有的博苏债券比例就达到了惊人的67%。

这下轮到博苏坐不住了,双方重新谈判。最终,万华斥资12.6亿欧元,成功并购博苏。通过这次收购,万华成功打开海外市场,合并其30万吨产能,迅速成为全球MDI产能前三的化工企业。

德国企业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便开始投入MDI生产的研究,而万华仅用了30余年,便完成了这场漂亮的弯道超车。

如今,万华已经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MDI生产厂商,产能占全球27.5%,国际上无人再敢嘲笑它只是中国曾经一家上不了台面的皮革厂。


▲万华全球研发中心

来源:万华官方公众号

这一切离不开万华的果敢,大刀阔斧地改革,不遗余力地投入科研,有了信念必要拿下的决心,才让万华有能量从困境中逆势而上。

2016年,丁建生由身体原因,不再担任董事长。他在任期间,依靠改革和创新两把斧头,带领着万华人改变了世界MDI产业的格局。

经选举,廖增太成为万华新一代掌门人。廖增太也是技术员出身,他知道公司曾经是如何被逼着走上创新之路,因此,也更懂得技术创新的价值。

改革从未停止脚步。

2019年,万华上市公司反向收购股权,合并了母公司,成为一家真正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层级更简单、透明。

自此,万华完全由曾经的国营企业变成了市场化主体。

为了避免主营业务单一产生的风险,万华在多年前,便着手布局HDI、IPDI等产品。HDI、IPDI是高端异氰酸酯产品,可广泛用于汽车、飞机、船舶等涂料层,因稳定性强,在化工行业应用范围很广。

如今,万华业务涵盖聚氨酯、石化、精细化学品、新兴材料等领域,已经是一家世界级的化工材料公司。

最可贵的,是万华掌门人几经更迭,但每一任都按照公司已有的蓝图,坚定不移地带领万华向前走,劲儿往一处使,将改革与创新,做到极致。

有人评价说,万华是国企中的外企,管理上看不到国企的老派作风。

万华每个月都会组织“咖啡时间”,随机抽取一线员工,与管理员面对面谈心,员工提出中肯意见时,立刻改进。曾经形式主义、沟通不平等的国企病,如今再也不见踪影。

2019年,元旦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集团发布红头文件,通报批评了董事长廖增太的违规行为:因为违反安全规定,将手机带入控制室。处罚是,廖增太当年的绩效考核不得超过3分。

按照考核标准,廖增太的绩效奖金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在万华不是什么新鲜事,万华人早已习惯公司无论职级,赏罚分明的企业文化。万华管理层出差,会和员工一起坐经济舱,住快捷酒店。


▲万华化学连续四年净利润超百亿来源:同花顺

直到今天,万华已经成为了MDI龙头企业,但仍未忘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万华每年会拿出1000万元,专门用于支持研究那些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技术研究。

2020年公司技术人员占比超过15%,研发费用高达20.4亿元,研发费用占比2.78%,比全球化工霸主巴斯夫的3.52%略低。

万华人相信,只要一直投入,迟早有一天会等到回音。

今年,万华与海康威视达成合作,进一步探索化学产业向数智化转型。时代洪流奔涌向前,而万华这艘巨轮,始终稳定航向,劈波斩浪。

2018年,万华40岁生日,55岁的董事长廖增太在公司演讲上说,“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并宣布了五年进入全球化工20强的目标。

万华的创新精神,也赢得了国际对手的认可,德国巴斯夫公司一位副总裁评论,“MDI产业自诞生起,就被我们四大家族控制,万华人靠自己的努力挤进了这个家庭。”

他说,“我们认可你,也接受你”。

四十年,万华走出荒野,曾经种下的火种,已经燎原。

而万华老厂区东门,实验室里的一面墙上,仍刻着当年的誓言,“不屈不挠,万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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