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中心？印度FDI净额的急剧下跌可作为回应这一问题的关键信号——印度经济基本面远未如其宣传中那般稳健且“未来可期”。作者论证，围绕印度的两大热门叙事（“中国+1机遇”与“GDP高速增长”）均难以成立：其一，印度并未有效承接“中国+1”产业转移机遇，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长期停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份额自2016年起持续下滑，俄乌冲突后对资本密集型油气行业的投资也未能有效拉动就业。即便是苹果代工商的进驻，也因苹果自身竞争力衰减、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成效有限，未能实现产业集聚效应。其二，印度的“GDP高增长神话”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数值上，印官方的GDP计算方式有悖于国际通用模式，且以新冠疫情后的短期经济反弹为基础，政治性操作设计明显；结构上，印经济增长仍依赖公共管理、建筑业、金融业三驾“马车”，这些行业的就业带动作用有限，遑论印金融市场衍生品交易失控、空壳公司欺诈等乱象频发，暗藏系统性风险。作者认为，印度经济困局并不源自“投资者反复无常”等外因，政策微调无法化解问题。要想实现真正发展，印决策者需摒弃“大国”迷思，正视并着手解决过去长期回避的结构性问题，即基础教育质量低下、女性劳动力参与不足，人力资本匮乏拖低生产率，抵消低工资优势，导致资本回报率无法匹配预期。然而，作者的建言未免过于理想化。结构性改革必需的政治决断、社会共识与制度执行力，远非道德层面的呼吁所能实现；倘若印度真正具备这些条件，其深层问题亦不致长期积累、沉疴难解。南亚研究通讯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整体客车厂的全女工班组。尽管泰米尔纳德邦在女性工厂就业方面领先全国，其制造业从业人口亦仅占全邦劳动力的16%。图源：外媒
有时候，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数字却足以折射重大信息。2024—25财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资（FDI）净额仅3.53亿美元，就是这样一个数字。FDI净额的计算方式是境外资金流入总额，减去外籍投资者汇出资金，再减去印度公民的海外投资额。照此标准，印度的这一指标已跌至过去25年最低纪录的七分之一（上一个低点为2023—24财年的24亿美元）。换个角度看，印度2024—2025年的FDI净额，甚至还不到2020—21财年峰值440亿美元的百分之一。
问题其实不在资金流入本身。资金总流入额虽有小幅波动，但其来源问题更耐人寻味：人口仅130万的岛国毛里求斯是印度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更惊人的是，它贡献了印度全部外国投资流入额的25%。相比之下，真正的症结在于资金外流——这一问题的答案却并不神秘。无论是驻印外企还是印度本土投资者，都正在把资金转出境外，导致FDI净额持续收缩。2024—25财年，外商投资汇出520亿美元，印度居民对外投资290亿美元，两项合计的资金流出规模约为两年前的两倍。
资金如此大规模流出印度，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我们不断听到“印度即将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下一个制造中心”的论调；专家学者也郑重其事地描绘着2047年“发达印度”（Viksit Bharat）的蓝图。然而，既然外界对印度经济前景如此看好，为何资本却反其道行之，纷纷撤离印度？印度央行（RBI）对此给出的解释要么罔顾现实，要么缺乏常识。该行声称，资金大规模流出恰恰“体现了印度市场的成熟度”，表明“外国投资者可在印度顺畅进出”，进而断言这“对印度经济而言是积极信号”。这种说法显然完全站不住脚。
印央行似乎完全忽略了经济学界早已有之的“卢卡斯悖论”（the Lucas paradox,）。这一理论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之名命名。他的核心观点简明扼要：作为贫困国家，印度拥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薪资水平低到令人同情。由此，在印度进行投资的潜在回报率，或许远高于那些成熟的富裕经济体。卢卡斯在其研究中写道，这种资本回报率的差距可能大到“富裕国家不应再获得任何投资流入”的程度。更直白地说，全球所有投资都理应流向印度这类贫困国家。
当然，现实并不按这套逻辑走：全球绝大部分投资依然流向富国。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这道鸿沟，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悖论”。它提醒我们，必须审视那些阻碍贫困国家将低工资优势转化为实际收益的各类短板。
印度所面临的“卢卡斯悖论”问题更为尖锐——毕竟外界普遍认为，印度已经具备了崛起潜力。无论是印度本土精英，还是国际有识之士，包括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这样的知名人物都在积极展望“印度十年”乃至“印度世纪”。若情况果真如此乐观，资本理应大量涌入印度才对，而非如逃离沉船般纷纷撤离。
眼下对印度的乐观情绪，主要来自两大热门叙事。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所谓“中国+1”策略（China-plus-one），即企业不再把制造环节全部押注中国，而是分散到印度等其他低工资经济体。这一叙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迅速升温——2018年下半年起，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当时外界普遍预期外资将大举转向印度，将其打造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为了迎接想象中的澎湃浪潮，印度政府2020年3月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力图把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4%抬升到25%。
孟加拉国依靠女性劳动力崛起和基层教育曾迎来成衣业腾飞，却因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增长未能全面铺开。图源：外媒
“中国+1”叙事之所以声势不减，还因为印度被反复宣称为“增速最快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但问题是：一边是“经济超级大国”冉冉升起的剧情，一边是资本大举离场的现实，两者如何自洽？要解开这个矛盾，就必须直面那些平时讳莫如深的问题：印度是否先天缺乏发展出口型制造业的能力，因而注定错失全球机遇？所谓“高速GDP增长”是否只是误读数据的幻觉，掩盖了对深层结构性僵疾的回避？只有把这些问题摊开讲透，才能重新评估印度的经济前景、国际地位，以及真正可行的对策。
一、 “中国+1”幻象
七十多年来，印度始终没能在国际制成品出口中站稳脚跟。导致这一困境的症结始终未变：人力资本的长期匮乏拖低了生产率，而这低下的生产率，又把低工资本可能带来的那点优势抵消得一干二净。对“中国+1”的乐观期待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不太体面的现实：印度或许没办法把自身生产率提升到足够高的水平。如此一来，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就成了推动印度发展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印度才能吸引外资、做大出口、创造自身亟需的低技能岗位。
然而，这种狭隘的思维恰恰回避了历史教训：唯有立足长远的生产率提升战略，才能让一个国家真正把握机遇、实现持久成功。不妨直截了当地追问：为何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竞争中不敌日本，60至70年代输给了韩国与中国台湾，80至90年代又落后于中国大陆，进入新千年后，还被越南甩在了身后？不出所料，如今越南已成为“中国+1”机遇窗口的最大受益者。与所有曾超越印度的东亚经济体一样，越南的发展底气源于两大基石——普及大众教育与高比例女性劳动力参与，而这两点正是印度始终未能筑牢的关键短板。
越南之所以能在印度跌倒的地方一跃而起，凭的正是普及教育和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顺势切走中国的出口份额。图源：外媒
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指出，当普及教育达到国际最低识字标准，且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处于较高水平时，便能催生出人力资本发展的良性循环。女性进入职场后会更加重视子女的健康与教育；这些孩子成年后生产率更高，而生产率提升的经济环境，又会为女性劳动者创造更多机会，进而进一步强化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意愿。
东亚奇迹并非偶然，其实则是某一发展进程的现代演绎——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无论在产出结构与出口导向层面存在怎样的差异，都曾经历过这一进程。自250年前工业革命开启以来，普及教育、女性参与劳动与生产率提升三者之间的自我强化式正反馈，始终是驱动经济持续进步的“心脏起搏器”。倘若缺了这套良性循环，任何国家都无法保持长期稳健的生产率增长。
历史经验如此明确，以至于连信奉自由市场的卢卡斯也承认，人力资本匮乏是阻碍资本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的关键瓶颈。他曾阐释，降低不确定性、优化营商环境虽能助力吸引投资，但“聚焦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其潜力无疑要大得多”。如果人力资本跟不上，劳动者生产率将长期处于低位，即便劳动力成本低廉，也难以创造高资本回报，资本自然会望而却步。孟加拉国就是现成的例子。该国之所以能在服装出口领域取得成就，核心得益于一场基层运动——这场运动同步推动了教育普及与女性自主参与经济活动。然而，正因缺乏对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孟加拉国始终未能突破服装业的单一产业局限，无法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难以构建起更广泛的经济竞争力。
在维沙卡帕特南（Visakhapatnam），一位母亲携子女走向校园；画面映现，正是职业女性助推教育普及与经济前行的生动注脚。图源：外媒
2018年9月，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似乎给印度送来了“天赐良机”。相关舆论炒作迅速升温：2019年2月，一份联合国报告预言印度将成为中美贸易战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印度商工部也忙着敦促出口商积极行动“抓紧窗口”。此后，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美国对华关税层层加码，“印度接棒”“印度崛起”几乎成了新的“共识”。可惜，这种看法从未得到任何数据支撑。
事实上，“中国+1”机遇早在特朗普关税政策之前就已显现，且在当时就已逐渐从印度手中流失。哈佛大学学者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的研究显示，201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逐步让出部分劳动密集型出口份额。不过，这一转变进程较为缓慢，原因有二：其一，中国生产商将部分产能从成本较高的沿海地区，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其二，中国拥有深度完善的零部件与原材料供应商网络，这一优势在其他国家几乎难以复刻。
在抢占中国让出的市场份额方面，越南取得的进展最为显著；在欧洲市场，波兰有所斩获；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则在中国新增投资的助力下，成为了另外一批受益方。反观印度，其在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的占比，自2012年起便趋于平稳，2016年后更是掉头下滑。
印度借助化工与石化产品，实现了向非劳动密集型出口的转型。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国家缩减俄罗斯原油进口规模，印度则趁机大幅购入低价俄罗斯原油，经炼化加工后对外出口精炼石油产品。因制裁限制，俄罗斯无法直接开展这类产品的出口贸易。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当美国关税为“中国+1”机遇窗口拓展更大空间之时，印度却从劳动密集型出口领域转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出口领域，而这类行业对其国内过剩劳动力资源的依赖程度极低。“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在拉动出口、创造就业两大核心目标上均收效甚微，2025年初，印度政府已终止该计划。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印度确实吸引到了苹果iPhone手机的代工商。
二、咬一口苹果
2017年5月起，苹果的主要代工厂陆续在南印各邦设厂。它们招聘女工，并在厂区旁建起宿舍，这种模式与东亚地区相似。尽管仍然面临生产率不足、工人罢工、人员流失率偏高等难题，这些iPhone代工厂的用工规模却在稳步扩大。2025年初，在特朗普宣布新一轮对华关税后，苹果公司随即表示将加快在印扩产步伐。而印度财经媒体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再次重弹六年前的老调：“中美贸易战将利好印度出口商”。
诚然，这种乐观预测并非毫无依据。经济学家戴维·惠勒（David Wheeler）与我合著的一篇论文发现：过去的外商投资是预测未来投资的最佳指标。道理很简单：外商大规模投资某国，等于向市场发出“此地宜商”的强烈信号，将吸引国内外配套企业跟进入驻，以满足该地日益增长的原材料、投入品需求。我们把这类外溢性投资称为“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s）。中国东部沿海，就是当代最经典的产业集聚范本。然而，置于印度的语境下，真正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并非苹果公司是否会将更多手机订单投向印度（这一点目前尚无定论），而是围绕iPhone形成的生产活动能否撬动电子行业乃至其他行业的新投资流入。
在兰契（Ranchi）的乡间，一位农妇背着孩子下地干活——这幅画面正是 GDP 统计永远无法计入的部分。图源：外媒
历史给出的答案同样不留情面：印度始终未能真正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倘若印度当前真存在集聚红利，外资和印本土资本眼下就不会大举撤离。早先播下的产业种子，也未能生根发芽：在泰米尔纳德邦，制造业仅吸纳16%的劳动力，这一数字并无亮眼之处，仅略高于印度全国11.5%的平均水平。早年在泰邦设厂的诺基亚，即便在工厂关停前也未能带动多少配套就业；泰邦的汽车产业以印度国内标准衡量虽可圈可点，但其存续长期依赖高关税保护，若以全球市场竞争标准审视，也只是“小鱼小虾”，并未催生机械或电气行业实现显著跃升。至于苹果代工厂，富士康此前拟议的半导体投资项目最终也不了了之。
正如记者兼作家帕特里克·麦吉（Patrick McGee）在其近期著作《苹果在中国：一家伟大公司的“俘获”》（Apple in China: The Captur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ompany）一书中指出，苹果对中国投入的规模之大、时间持续性之久，与它在印度的布局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当年，苹果投入巨额资本，由总部加州的工程师手把手实地培训，在中国成功培育出一个非凡的本土供应体系。这些投资为苹果带来了丰厚回报，背后关键原因在于充分借力中国深厚的人力资本储备——而这一点，印度远未达到同等水平。
一位业内专家曾对麦吉半开玩笑地说，“iPhone先是在中国组装，拆解后再运到印度重新组装。”当然，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况且，从基础组装业务起步本身并无不妥。但真正的问题是：印度能否以组装业务为跳板，实现进一步发展？目前来看，现实并不乐观——对中国机械设备、专业人才的高度依赖正成为印度发展的阻碍。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智能手机制造领域，即便在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同样如此。
麦吉还警示称，苹果本身或许已是“明日黄花”。当年由苹果一手扶持起来的中国供应链如今已成长为世界级手机厂商，其全球市场份额甚至超过了苹果。一旦中国操作系统成为国际行业标准，这些中国企业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市场登顶。尽管苹果大概率不会重蹈诺基亚的覆辙，沦为全球技术浪潮下的淘汰者，但它确实正逐渐走向二线阵营。从这一趋势来看，印度此时试图想“咬一口苹果”、从苹果产业链中分一杯羹，或许早已为时过晚。
而在人们津津乐道“特朗普关税再给印度送红利”之际，最新消息却给印度泼了冷水：在争夺“中国+1”蛋糕的国家行列里，印度可能面临更高的关税。当然，特朗普这场永不停歇的关税轮盘最终停在哪儿、何时停，无人能知。与此同时，特朗普已经放话要对包括印度在内的金砖国家追加关税，并就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一事威胁实施制裁。
此外，特朗普还警告美企“不得把岗位外包给印度”，并暗示收紧对技术工人（包括印度人在内）的签证政策，这一系列变幻无常的政策令印度经济前景再添变数。若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当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便会发现，根本没人能够预知全球生产布局未来将如何重新调整。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一连串朝令夕改、眼花缭乱的政策操作已重创全球贸易。尽管印度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但其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的关联度极高。因此，若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印度经济也将随之受挫。
直白地说，特朗普所催生的“印度机遇”狂热从始至终都带有短视色彩，如今看来更可能演变为危险误判。若印度无法通过优质大众教育培育人力资本，也未能推动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它在全球贸易中仍将步履蹒跚。
三、GDP 高增长神话
不幸的是，印度国内仍有一股持续噪音：GDP高速增长神话。舆论津津乐道的“高速增长”实则被大量相反证据“打脸”，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印度经济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僵化问题。尽管印国内各方极力高喊推动制造业发展，但该国制造业的GDP占比始终未能提升。印度经济增长依旧靠三驾马车：公共管理、建筑业、金融业，这些行业的主导地位从未变更。此外，落后的就业结构更令人担忧——制造业就业规模毫无起色，而农业就业占比在疫情期间上升后，至今仍高于疫情前水平；而印度在全球制造业贸易中的份额依旧微乎其微，这一现状也印证了该国已错失“中国+1”发展机遇。
于是，那些宣扬印度GDP高增长论调的人却感到困惑：明明GDP 蹭蹭往上走，外资净额为什么反而缩减？其实，没什么可疑惑的——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神话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事实很简单：新冠疫情三年，印度的GDP跌幅远超其他主要经济体。稍有实务经验的经济学者都知道，经济体在经历大衰退之后，会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短暂增长，印度也不例外。将这段高于平均水平的“回弹”当作衡量经济表现与增长潜力的标准，完全是自欺欺人。合理的衡量方式，是把衰退与复苏年份的经济增长率拉通平均，由此计算的结果是4.5%。这一数字才是印度未来几年更加可信的增长水平，而非近期舆论宣称的6%以上。
再度审视印度GDP的统计方法，亦可得出类似结论。约两年前，我就已指出，新冠疫情后印度所呈现的高增长数据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源于难以解释的统计差异。通常，统计机构以两条路径估算GDP：一是衡量一国国民获得的收入（收入法），二是衡量用于购买该国生产商品与服务的支出（支出法）。理论上，用这两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应该完全一致，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必然等于对产出品的支出总量。然而，在2023年9月德里G20峰会前夕，印度两种核算方式计算出的结果首次出现显著差异：这让印度的GDP数据可信度存疑——印度统计部门用于核算GDP的收入法数据，远高于支出法下的商品与服务支出数据。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尽管统计差异普遍存在，但通常偏差数值较小，全球各国统计机构一般会对两种核算结果取平均值，以便得出更均衡、客观的GDP增长估值，但印度并未遵循这一常规做法。
若通过平滑处理，我们会再次得出结论：印度GDP的实际年增长率约为4.5%，这与疫情前一年印度经济的增长水平基本相当。换言之，剔除异常波动后，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印度经济的年均增速位于4%—5%区间，而非外界广为宣扬的更高水平。
此外，印度GDP的增长结构常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要理解为何印度国内商品与服务消费需求及私人投资如此疲软，增长构成是关键切入点。数十年来，拉动印度增长的核心动力始终集中于公共管理、建筑业与金融服务业；即便在所谓的经济自由化时期，再到近年推出旨在刺激制造业增长的PLI计划，印度制造业在收入创造（即增加值）中的占比，始终顽固地维持在14%左右。
事实是，印度经济整体竞争力不足。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两大渠道：一是政府对自身运营的投入或对基建项目的支出；二是监管松弛、风险积聚的金融部门。
自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所谓“经济自由化”以来，该国金融体系始终深陷欺诈文化的泥潭。近年来，印度金融业的增长更是主要依赖向家庭发放贷款，这导致家庭债务、个人债务急剧攀升，众多借款人任由贪婪的收债人摆布，加剧了可能引爆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关于本文作者有关印度金融业弊病的详细论述，参见重磅 | 当西方大肆吹嘘印度时，一场金融危机却正在酝酿… ）。
这种狂热正以层出不穷的新形式持续发酵。衍生品交易迅猛发展，使得印度在这类缺乏严格监管、易遭操纵的可疑业务中“荣登”全球榜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登顶”之路恰好发生在印度错失“中国＋1”制造业贸易机遇的同一时段。目前，全球逾75%的股票衍生品成交量集中于印度市场——你没看错这个数字。随着全球主要参与者涌入印度衍生品“淘金热”，印本土投资者也拿出微薄资金冒险追逐“一夜暴富”的幻梦。
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数据显示，这些小型“散户”投资者中的93%都遭遇了亏损。即便在监管环境最佳的情况下，这样惨淡的结果也不足为奇。而在印度这片金融“蛮荒之地”（financial Wild West），散户更处于极端劣势。SEBI最近才对总部位于美国的简街公司（Jane Street）展开调查——该公司凭借雄厚资本操纵市场，攫取了超常利润。
目前已发生的、由低财富群体向高财富群体的巨额财富转移，规模之巨已然令人咋舌，但这不过是印度更广泛社会弊病的一个缩影。据报道，SEBI对简街集团的调查尚未收尾，其同时也在对其他全球对冲基金开展调查。
在孟买证券交易所（BSE），国际机构如鱼得水，而本国散户却在监管松弛、风险高企的市场中蒙受亏损。图源：外媒
与此同时，一场“空壳公司骗局”正在上演。空壳公司通常无资产、无销售、无雇员，往往只有一个难以追查的注册地址，用于洗钱等非法活动。蹊跷的是，市值高达1—2万亿卢比（折合120—240亿美元）的空壳公司竟堂而皇之地在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无论以卢比还是美元计算，这一数额都令人震惊，而SEBI对此现象的关注却姗姗来迟。SEBI的行事风格向来如此——总是亡羊补牢，事后补救，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猫腻正在暗中进行。股市投资组合的连锁性亏损，恐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又一触发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银行诈骗仍在持续。印度执法局（ED）已对阿尼尔·安巴尼集团（Anil Ambani Group）旗下公司提起指控，称其犯下包括“挪用公共资金”在内的多项违法行为，罪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印度经济活动模式呈现此种格局，就业增长自然疲弱。公共管理、金融服务业提供的岗位数量极其有限；建筑业虽能创造就业，却多为低质量、低薪且高危的岗位。于是，农业至今仍承载印度46%的劳动力，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疫情前。随着印度人口与求职人数持续上升，农业从业人口不降反升，迄今已比2018年增加了7500万人，这实在令人震惊。与此同时，制造业就业占比仍停滞在11.5%。在非农业领域，新增劳动力主要流向低端服务业和建筑业。
即便是疫情期间曾短暂扩张的信息技术岗位——其岗位提供数量峰值一度突破500万个——如今也已迅速降温。自2024年起，印度多家大型IT服务企业纷纷裁员，今年更是几乎未开展新增招聘。事实上，印度规模最大的IT服务企业塔塔咨询（TCS）已宣布将在2025年内裁减逾1.2万名员工，约占其员工总数的2%。
人工智能（AI）的兴起进一步对印度IT领域的就业构成威胁：有专家预测，未来24至36个月内，AI将重创初级白领岗位。若特朗普政府后续强制要求美国企业限制雇佣外籍雇员，相关形势还将更为严峻。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再叠加印度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质量普遍欠佳的问题，使得“以高技能岗位带动就业”这一愿景的可行性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人们早就不应该再执迷于GDP 增速这一单一指标。GDP对经济福利的衡量本就十分有限。1968年5月，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曾有一段精辟论述：“国民生产总值（GNP）把空气污染、香烟广告，以及清理公路事故残骸的救护车费用都算进增长……然而，GNP既不纳入孩子们的健康状况、所接受教育的质量，也不包含他们嬉戏时的欢笑。它无法衡量我们的才智与勇气，也无法衡量我们的智慧与学识……一言以蔽之，它衡量一切，却唯独不衡量那些让生命拥有价值的事物。”
肯尼迪的警示至今振聋发聩。百姓的真实处境，取决于就业状况、健康水平、教育质量、环境污染程度，以及能否获得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这些要素共同赋予人们尊严与生活品质。不断攀升的GDP甚至无法准确反映购买力，它仅仅是数百万艰难谋生者在可支配支出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个算术结果。这样的算式，对投资者而言根本不构成具有吸引力的市场，这也是境内外资本对印度持观望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印度面前有两条道路：要么，继续沉湎于“GDP 高速增长”与“中国+1天赐良机”的叙事，并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及其对世界贸易规则的破坏性影响“拍手叫好”；要么，直面现实，尽管外界口头上附和“印度崛起”的赞歌，但投资者在行动上却对印度的潜力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印度长期未解的障碍阻碍着国家进步，而特朗普掀起的全球贸易失序，也将给印度带来深远冲击。
辨喜（Swami Vivekananda，印度哲学家、宗教改革家）常引用《羯陀奥义书》（Katha Upanishad）的箴言：“起来，觉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印度的决策者与媒体应以此为诫。若继续沉迷于“超级大国”的臆测，只会让国家误入歧途、分散精力。现有证据为印度经济前景描绘了一副冷静严峻的图景。印度从中得到的启示，并非“投资者反复无常”，亦非“微调政策即可化解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印度长期回避那些根本性缺陷。人力资本薄弱、就业创造匮乏等结构性沉疴，始终阻碍印度实现包容性共享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欲实现真正进步，印度必须将普及优质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全面释放女性劳动力潜能，并为投资者与劳动者营造具备竞争力且公平的市场环境。只有当决策者幡然醒悟，正视并着手积极解决这些被长期忽视的根本问题，才能不负印度历史上那些先贤经典所传递的智慧。否则，一切豪言壮语皆为空谈，全球资本亦将涌向更具活力的经济体。
作者简介：阿绍卡·莫迪（Ashoka Mody），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印裔美国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代表作包括《欧元悲剧：九幕戏剧》（2018）与《印度之殇：被背叛的人民，从独立到今天》（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