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ub提要：
近期，全球资源领域频现“中国印记”：必和必拓宣布自2025年第四季度起接受部分铁矿石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俄罗斯要求印度用人民币支付原油采购款；中国对稀土、锂电池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调整亦引发全球关注。这些动态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在全球资源竞争中重塑格局的重要信号。
资源领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抓手，支付-结算-融资-保险体系日趋完善。人民币在大宗商品领域的渗透已突破单一品类，铁矿石人民币结算占比从19%跃升至28%，沙特原油、巴西大豆等品类的人民币结算占比亦显著提升，高盛预测，到2026年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结算中的份额将突破15%。推动这一趋势的，是全球能源结构向“电力-科技”转型的时代背景，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关键矿产供应中的集体崛起。
与此同时，西方大宗商品贸易商与矿产资源巨头加速战略重构：维多、嘉能可等贸易商拓展锂、镍、铜业务，必和必拓、力拓聚焦铜与锂的生产；这些企业还加强与欧美政府的互动，在政策博弈与游说中悄然“选边站队”。
中资矿企出海势头强劲，2024年“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海外矿业投资达214亿美元，但也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遭遇以加澳为核心的“美系联盟”审查，以及“全球南方”国家资源主权意识觉醒带来的政策压力（即便老挝、几内亚等传统对华友好国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随着在地经营深入，社会动荡、环境治理等运营风险愈发频繁，存量资产保全与收益回流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此外，我国资源“内循环”保障能力持续加强，“城市矿山”开发进入新阶段。2024年废钢回收量占全球50%以上，锂电池回收市场呈爆发式增长；头部环保企业更以“资本+技术”输出模式开拓海外市场，格林美、华友钴业等企业分别在印尼、欧洲构建“回收—加工—生产”本地化闭环。
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与数智化升级的进程中，我国凭借技术、产能与资本优势，已逐渐成为全球资源领域的核心参与者。如今，我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道，将资源探索视野投向深海与太空新边疆：目前已在国际海底管理局拥有多金属结核勘探区，“嫦娥”系列探月任务与中俄共建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稳步推进，未来有望领跑深海、太空资源开发的制度设计与治理规则，并作为最大资源消费国提供兼具可持续性与包容性的“中国方案”。
一、十年一剑：铁矿石之外，中国开始主导全球资源变局
2025年10月，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必和必拓与中国买家达成历史性协议，宣布自第四季度起接受部分铁矿石贸易以人民币结算。此前，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整合全国40%以上的铁矿采购需求后，于9月30日发出暂停采购必和必拓美元计价矿石的指令，直接导致其黑德兰港库存积压创纪录，利润和股价快速下滑；必和必拓和澳大利亚官方起初态度强硬，但也。这场从美元垄断到人民币破局的转折，正是中国主导的全球资源领域变局的明确信号。
必和必拓的转身，实则是人民币在大宗商品领域全链路渗透的缩影。2025年10月数据显示，铁矿石人民币结算占比已从去年的19%跃升至28%，并实现全流程覆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半年处理铁矿石贸易金额达1200亿元，同比增长40%，结算时间从24小时压缩至2小时，还省去中间行手续费。值得注意的是，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力拓（澳洲第二大铁矿企业）等铁矿企业早已同意与中国用人民币结算，价格协商空间也更大；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企业、全球第四大铁矿石生产企业福德士河集团（FMG）不仅接受人民币结算，2025年8月还向中国银团申请142亿人民币贷款用于矿区建设，未来以铁矿石偿还，主动绑定中国市场。
驱动这场资源-货币变革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经济转型引发的资源需求重构。中国正从传统基建与化石能源依赖，转向电力与技术驱动的发展模式，直接改写大宗进口结构。2025年数据显示，新能源领域已成为资源需求的核心增长极：全球精炼铜需求预计达2750-2830万吨，其中新能源领域贡献增量超300万吨，AI与电网升级占新增需求的40%以上。特高压线路每公里耗铜40-60吨，“十四五”新建3万公里线路将年增铜需求30万吨；新能源汽车单车用铜量是传统燃油车的4-6倍，2025年全球4000万辆销量将带动铜需求超100万吨。此外，我国高端技术类资源进口逆势增长，2025年前两月集成电路进口额达4022.8亿元，计算机产品进口激增56.2%。对比之下，铁矿石进口占比已从70%降至58%，5%的缺口相当于4500万吨矿石改道，约等于韩国一年的用量。
资源需求的结构性迁移推动全球供应链向“全球南方”倾斜，人民币结算成为核心纽带。中国资源进口已形成多元矩阵：几内亚西芒杜铁矿2026年达产后年产1.2亿吨，全程采用人民币结算；智利铜占全球储量27%，阿根廷锂企通过中国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中企对阿锂矿投资达22亿美元；印尼镍与98%出口中国的澳大利亚锂，构成新能源资源核心供给。在传统油气和大豆资源领域，转变也已悄然发生庞大，沙特2024年华原油出口人民币结算占比32%（2022年仅14%），俄罗斯2024对华原油出口8600万吨，85%用人民币结算，并于近期要求印度进口商也使用人民币支付；巴西大豆占华进口65%，2024年人民币结算占比45%、额超2800亿元，该国央行人民币储备占比从2.3%升至5.2%。高盛预测显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结算中的份额2026年将突破15%，而这仅仅是开始。
▲ 巴西大豆出口预计将在2025年创下新纪录。根据巴西谷物出口商协会（Anec）的数据，由于巴西大豆产量创纪录（超过1.7亿吨）以及来自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预计到10月底，巴西大豆出口量将达到1.022亿吨，超越2023年全年记录。中国是巴西大豆的主要买家，9月份的进口量占巴西总出口量的93%，全年占比高达79.9%。
今年8月，巴西和中国又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双边贸易协定，旨在加速巴西的牛肉和大豆出口。该协议的核心是采用中国的区块链系统来追踪产品，从而大幅减少清关时间（从14天减至2天），预计每年为巴西出口商节省120亿雷亚尔的成本。此外，40%的贸易交易将开始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结算，以避开美元和潜在的经济制裁。巴西方面认为此举是对抗“汇率帝国主义”的“武器”。该协议还包括将在巴西主要港口建造由中方控制的筒仓，以确保地缘政治不稳定下的运输畅通。双方均视此协议为双边关系和“南南合作”的重大进步，并计划将此模式推广到矿产和乙醇等其他商品。图源：Farmdoc Daily（巴西和美国的大豆出口规模对比）
二、树大根深：西方资源巨头在地缘博弈中重构供应链
全球关键矿产争夺正将西方资源巨头卷入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无论是矿业巨擘还是大宗商品贸易商，都在积极调整战略：曾经聚焦铁矿石、原油的企业，如今纷纷将锂、钴、镍、石墨等转型矿产视为战略资产；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在施压行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倒逼供应链紧急重组。最终，尽管贸易商与矿企虽多低调行事，却已悄然“选边站队”，并继续对全球价格与资源流向施加着巨大影响。
大宗商品贸易商已悄然成长为整合型供应链帝国。维多、托克、贡沃尔、摩科瑞、嘉能可等知名贸易商，早已超越单纯的原油运输或煤炭贸易业务。据麦肯锡数据，轻资产模式的贸易商近年正动用积累的巨额现金，收购炼油厂、管道、码头与零售网点等实体资产。以维多为例，其借助创纪录的利润收购了意大利一家炼油厂，并迅速扩大液化天然气、煤炭与金属贸易规模；摩科瑞与贡沃尔也在积极布局金属贸易，从竞争对手与银行挖来数十名专业人才，全力进军铜、镍、锂乃至贵金属领域。正如一位行业人士所言：“要理解能源转型，就必须涉足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所需的金属领域。”这些贸易商正在重塑市场格局：摩科瑞专门组建了40人的金属业务团队；维多则将业务拓展至电力与可再生能源领域，过去五年盈利约450亿美元，甚至远超行业繁荣前的水平。
通过默默掌控更多价值链环节，贸易商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目前维多的石油贸易量约占全球7%，还通过建造燃油补给船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掌控资源流向；传统上以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贸易为主的贡沃尔，也借助与南非生产商的长期合作进入实物金银领域，力求“打造从精矿到精炼金条的完整价值链”。即便像摩科瑞这样规模稍小的企业，也在悄然为动力电池金属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麦肯锡指出，2023年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商息税前利润超1000亿美元，且为从市场波动中获利，它们正越来越多地持有实体资产。这些巨头虽行事低调，却扮演着“波动减震器”的角色，例如北京放宽对澳大利亚矿石的非官方限制后，托克迅速安排将澳大利亚铜运往中国，既展现了贸易商在国家政策间的周旋能力，也凸显其在维持供应链运转、决定价格方面的关键作用，尽管这种影响力鲜少进入公众视野。
西方大型矿企也在调整战略，一方面拓展新型金属业务，一方面重构合作关系。必和必拓、力拓等行业龙头已明确将绿色金属资产作为宣传重点，2025年初两家公司均将铜与锂的产量增长列为核心发展方向。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Mike Henry强调，全球货币政策宽松有望提振经合组织国家对钢铁与铜的需求；力拓董事长鲍达民则警示，“地缘政治波动已超出单个企业的掌控范围”。部分矿企还开始涉足钾盐、钒、稀土等领域，这些板块正吸引西方资本集中涌入。与此同时，也有企业通过资产剥离对冲风险：英美资源将巴西镍资产出售给中国五矿集团，虽回笼了资金，也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镍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除了业务转型，许多西方矿企也加强了政策游说，以应对中企竞争。路透社近期一项调查显示，西方矿企高管与投资者正推动对中国生产的金属加征关税，部分人还提议实施“分级定价”，对可持续生产的金属给予价格优惠。正如彭博分析师总结的：“西方矿企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而中国已展现出将市场价格压至极低水平的决心。”这种竞争压力下，西方许多曾闲置的矿山（从锑矿、石墨矿到稀土矿）正重新启动。例如，美国爱达荷州的佩尔佩图阿资源公司正在开发一座锑矿，目前已与嘉能可、托克洽谈在美国建设精炼厂，直接挑战中国在锑供应领域的主导地位；加拿大北方石墨公司则因中国限制天然石墨出口，将扩张计划规模扩大三倍；生产锌与锗的泰克资源，也在中国对美限制相关金属出口后考虑提高产量。虽未公开宣布，但西方矿企已悄然“选边站队”。
这场战略调整正深刻重塑全球供应链。美国官方不仅提供资金支持，甚至考虑入股海外矿业项目以开辟替代来源。拜登和特朗普政府都曾告知澳大利亚矿企，希望能收购该国锂、钴项目股权，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欧盟、加拿大、日本也在采取类似举措。与此同时，汽车制造商与工业企业正要求供应商提供新能源汽车所用“绿色金属”的产地证明，这一趋势背后正是欧盟碳边境税政策与美国国家安全储备战略的推动。
▲矿业巨头必和必拓（BHP）的首席执行官Mike Henry与力拓（Rio Tinto）的代表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争取他对两家公司在亚利桑那州的合资项目——“决心铜矿”（Resolution Copper）的支持。此次会面发生在一家美国上诉法院发布临时命令，阻止特朗普政府将一块名为“橡树平地”（Oak Flat）的原住民圣地移交给铜矿项目之后。 Henry表示，尽管项目受挫令人失望，但该铜矿将为美国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和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他相信项目最终会成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达了对该项目的支持。此外， Henry对中国的经济需求前景表示谨慎乐观，同时警告称澳大利亚正面临激烈的全球竞争，敦促政府提高监管效率并降低电力成本，以吸引更多的全球资本和大型项目投资。来源：ABC News
三、虎狼环伺：中资矿企出海进入“深水区”
当前中资矿企正加速全球资源布局。2024年“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海外矿业投资达214亿美元，创2013年以来新高，81家中资矿企已参与全球180个关键矿产项目。“树大招风”，中资矿企因而也面临着更多“地缘围堵-政策收缩-运营梗阻”的复合型风险。
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核心的“美系联盟”，借“清洁能源联盟”“印太经济框架（IPEF）”将锂、稀土等关键矿产纳入“价值观联盟”资源闭环，形成“联动审查”体系。加拿大2023年修订《战略投资法》，新增“实际控制人穿透审查”条款，即便中资直接持股低于24.9%，若通过技术协议等实际控制项目仍可能遭拒，如2023年某亚洲投资基金收购西伯利亚铜矿项目就因“通过技术合作获运营权”被加拿大联邦反垄断局驳回。澳大利亚则将关键矿产审查门槛降至持股10%，2020-2023年矿产外资项目平均审批时间从90天延至180天，否决率从15%升至28%，某中资企业在西澳仅持股8%的锂矿勘探项目，因“涉及敏感地质数据”被要求剥离股权。
“全球南方”资源主权意识觉醒，即便老挝、几内亚、印尼等所谓“对华友好”国家，也在推行强硬政策。老挝作为全球第二大钾盐储备国（2024年储量10亿吨，占全球1/5），2025年全面暂停所有新矿产项目审批，涉及中资钾盐勘探项目超20个，还要求存量项目执行“50:50利润分成”。非洲的资源民族主义更具“激进性”与“突发性”，几内亚2025年5月一次性吊销300余家企业采矿特许权，中资占比超30%，还要求铝土矿企业2025年前建氧化铝厂、提高铝土矿参考价12%。赞比亚2025年谦比希铜矿尾矿坝溃决致5万吨废料污染卡富埃河，176名居民索赔800亿美元，中资企业需承担1.2亿美元生态修复费，项目停产每月损失超5000万美元。此外，刚果（金）2024年要求80%钴矿本地冶炼，印尼延长原矿出口禁令倒逼某中资镍矿企业追加12亿美元建冶炼厂，津巴布韦宣布2027年禁锂精矿出口，均给中资带来压力。
在地运营中，中资矿企还面临环境、社会安保等多重梗阻。环境风险已升级为“项目停摆+巨额索赔”，缅甸密松大坝项目搁置让中电投损失超10亿美元；巴西淡水河谷铁矿尾矿坝溃决案例（罚款5亿美元、矿区永久关闭），也倒逼某中资企业在阿根廷锂矿项目的环保投入占比从15%提至22%。其次，社会安保方面，几内亚2024-2025年频发针对中资矿企的武装袭击，如2024年7月某中资花岗岩公司遭袭致5人受伤、36万美元财物被抢，某中资铝土矿企业安防投入从2023年800万美元增至2025年1500万美元，运输车队需武装护卫，每趟成本增2000美元。此外，因罢工、基础设施封堵等因素造成的交通和施工障碍，也在进一步增加成本和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存量资产和收益回流也面临巨大风险。加拿大曾勒令三家中资企业剥离关键矿产股权，盛新锂能投资的加拿大魁北克锂矿项目因“无法提供足够国家安全保障机制”停滞，前期勘探超1.2亿美元投入沉没，让中资在“美系联盟”国家陷入“投退两难”。收益回流也受“定价约束-税收侵蚀-外汇管制”影响，某中资企业在智利的铜矿项目2024年税前利润1.8亿美元，扣除各类税收和费用后，净收益仅剩税前利润的48.45%；某中资企业在赞比亚的铜矿项目2024年申请汇出1.2亿美元利润，仅获批7000万美元，剩余5000万美元延迟汇出。
可见，中资矿企海外风险必须进入“精细化、复合型”阶段，需摒弃“重资源获取、轻风险管控”思路，通过本地化运营、合规化管理、工具化对冲构建风险防御体系，方能在全球资源博弈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 中国有色矿业旗下赞比亚谦比希湿法冶炼有限公司在今年2月发生尾矿坝溃坝事故，公司公告解释溃坝是因防渗膜被盗割和持续强降雨等原因所致，并表示已根据赞比亚政府指令全面履行了修复治理义务和赔偿工作。然而，近期当地有约百名民众（实际授权仅11人）向法院提交请愿书，要求涉事中企存入高达800亿美元（约合6240亿港元）用于环境修复和赔偿，并要求额外2亿美元紧急救助金。中国有色矿业否认该天价索赔，认为其缺乏依据，并已聘请律师团队积极应对，同时强调该事件未对公司经营或财务造成重大影响，且赞比亚政府的多次回应也证明事件影响已基本恢复正常。目前，涉事矿场仍处于停产状态，复产需等待当地政府完成环评报告，但业内人士指出停产对公司年产量影响有限。图源：BBC（赞比亚与中方代表进行谈判）
四、另辟蹊径：“城市矿业”崛起与回收企业出海
除了海外拓展，“城市矿山”已成为中国弥补原生资源缺口的关键阵地。2024年全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01亿吨，同比增长6.5%，其中钢铁、有色金属、锂电池三大领域贡献核心增量，形成“政策+技术+企业”的成熟发展模式。在钢铁回收领域，我国已建立完整工业化加工配送体系，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910家符合准入条件的废钢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达1.8亿吨，年销售量1.1亿吨，覆盖社会废钢资源总量的60%。2024年全国废钢回收量约2.5亿吨，占全球废钢产量的50%以上，重点钢铁企业固废综合利用率也保持高位，高炉渣利用率达99.94%，钢渣利用率较上年提升0.24个百分点，含铁尘泥利用率提升0.16个百分点。河南许昌大周镇便是钢铁回收领域的典型代表，依托“回收—拆解—冶炼—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年营收突破800亿元，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废旧金属集散地，还带动了周边城镇的经济转型。
有色金属回收在政策驱动下占比不断提升，产业集群与上市公司共同发力。根据国务院《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2025年再生金属供应占比需达24%以上，2030年产量将达2800万吨，占比30%。2025年1-7月，我国主要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约1150万吨，同比增长4.55%，预计全年突破2000万吨；全球2030年再生有色金属回收市场规模将达2.2万亿元，中国占比超40%。截至2025年，涉及再生有色金属业务的上市公司超100家、国家级绿色工厂超50家，营收30强企业总额超3900亿元；江西丰城市等区域集群提质增效，中国资环有色金属投资公司在杭州揭牌，构建“1+2+N+X”体系，即以科技创新为核，铜铝为双基石，拓展贵金属高值化赛道，形成区域协同网络，推动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锂电池回收市场则随着新能源汽车与消费电子的普及呈爆发式增长，2024年中国退役锂电池总量达45.51万吨，2020-2024年复合增长率为30.5%，其中动力电池30.76万吨，复合增长率35.7%，消费类电池14.73万吨，复合增长率22.0%，预计2031年将激增至480万吨。
受国内产能激增与欧盟《电池法》等政策驱动，中国环保回收企业以技术输出、属地化运营、供应链创新为核心，加速开拓海外市场，欧洲成为核心目的地。国内锂电池回收领域便存在明显产能过剩问题，2024年锂电池回收湿法投产产能245万吨，远超55万吨的退役量。欧盟《电池法》要求2027年钴、镍、铜回收率不低于90%，锂不低于50%，2031年分别升至95%、80%，中国企业凭借技术优势抢占市场。博萃循环在西班牙与ILUNION、EFT-System成立合资公司，建设年处理6000吨磷酸铁锂电池的回收工厂，提供“技术开发+工程设计+产线销售+运维”全链条服务，投产后将支撑欧洲磷酸铁锂电池本地闭环。宁波太极环保向印尼输出脱硫技术，在当地实现99%以上脱硫效率，并依托国内新能源企业海外基地获取订单，形成“搭船出海”模式。
头部企业还通过“技术+人才+产业”一体化布局，实现与海外市场的长期共生，以此规避政策风险。格林美在印尼建立新能源材料一体化基地，联合当地高校成立实验室，实施“百千万培养计划”培育高端技术人才，既规避了印尼资源出口禁令，又为基地年处理15万金属吨镍资源提供人力支撑；华友钴业斥资15亿欧元在匈牙利建设正极材料工厂，同时与德国Tozero合作处理废料、与法国苏伊士探索电池回收，利用香港GEM Sky在欧洲的31个回收中心构建前端网络，实现“回收—加工—生产”本地化闭环，满足欧盟对再生材料含量的强制性要求，即2028年起电动汽车电池需含16%再生钴、6%再生锂/镍。
为解决欧洲短期回收原料不足问题，企业创新供应链模式。格林美与AE探索“欧洲-印尼-欧洲”跨国循环，在欧洲电动汽车大规模报废前，利用印尼低成本原生镍与欧洲回收材料混合，既满足主机厂原料需求，又达到再生材料比例要求。物流层面，企业通过海铁联运将废料从欧洲港口运往加工基地，借助ERP系统实现全球库存实时监控，某企业测算显示，该模式较纯海运降低15%物流成本，保障了供应链效率。
当前，中国资源领域正通过“城市矿山”实现“内循环”资源安全保障，2025年再生金属将满足24%的供应需求，通过环保企业出海构建“外循环”市场与技术优势，全球前五大锂电池回收企业中中国占2席，2024年全球市场份额达10%。未来，随着技术迭代与全球合作深化，这两大战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从“资源消耗大国”向“循环利用强国”转型，为全球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河南许昌长葛市大周镇通过大力发展再生金属循环利用产业，成功实现了由“捡废品”到建成千亿级“金属王国”的绿色转型和产业蝶变。大周镇最初以捡拾废旧金属起步，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发展到从国外“捡飞机”，随后通过引进技术和外资，形成了涵盖废旧金属回收、分拣、拆解、冶炼、加工到产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经营铜、铝、不锈钢等20多个品种。这一产业集群不仅在2022年实现了超900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培育了再生金属千亿级产业集群，还因其全循环、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每年回收利用废旧金属400万吨，显著节约标煤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为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和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的典范。来源：河南日报
五、星辰大海：资源争夺战的新边疆
随着陆地矿藏枯竭，人类资源探索转向深海与太空。其中，深海多金属结核、热液硫化物等蕴含的镍、钴、铜等关键金属，是新能源电池、风光储能及高端电子制造的核心原料。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已确认多金属结核富含镍、钴等战略金属，且海底储量远超陆地数倍，开采兼具经济性与技术可行性，但80年代因作业成本高、国际水域监管缺失，行业陷入沉寂。
近年两次行业变局，让海底采矿重回全球资源战略前沿：一是全球能源转型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爆发，动力电池需求激增，镍、钴等矿产缺口扩大；二是国际监管体系逐步完善，1994年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ISA），已建立勘探监管框架，2019年发布开采规章草案，计划2025年前敲定最终法规，明确环保标准与收益分配，为国际水域采矿铺路。
多金属结核中的钴、镍是锂电池正极关键成分，2040年3-20艘海底采矿船可满足美国全年钴需求，11-29艘可满足其全年镍需求，21-43艘能供应全球当年镍、钴需求的四分之一，有限作业船即可缓解供需压力。技术层面，深海采矿虽处试验阶段，但可行性已验证，加拿大The Metals Company、比利时Global Sea Mineral Resources等企业已提交商业开采申请；经济上，其或降低新能源产业上游成本，然环境外部性正推动金融机构重新定义“可持续矿物”标准。
多金属结核需加工精炼为中间产品或金属材料才能应用，此环节成本占比超50%且技术门槛高。美国未加入ISA，无法参与国际海底区域采矿，却可介入加工环节——ISA对采集后的结核无管辖权，承包商可自主选择合作方。当前行业核心难题是缺乏镍、钴、铜、锰协同提取技术；采矿公司多以合作或控股方式参与加工，常先委托火法冶炼商处理，再逐步过渡到专用设备。在我国船舶、中集集团等企业及科研机构牵头下，深海探矿和采矿装备研发上持续推进。
另一条边疆在地球之外。从月壤中的氧化物、月球极地冰与小行星金属，太空资源开发正从幻想进入规划。所谓“原位资源利用”（in situ resource utilization，ISRU）已成为美国、欧盟与我国的正式航天政策，因为利用月球水冰转化为燃料或生命支持物资，可极大降低深空任务成本。美国《太空资源法》（Space Resources Act）、卢森堡矿产法及NASA“阿耳忒弥斯协议”（Artemis
Accords）为私人投资提供了法律支撑，承认提取资源的使用与所有权，但同时也绕开了联合国《外空条约》关于“国家不得据为己有”的限制。这种法律模糊性意味着，早期进入者将占据制度红利，而落后国家可能被排除在外。
太空采矿的地缘经济逻辑更为复杂。一方面，其商业价值短期内主要来自“在轨使用”而非运回地球——即通过生产燃料、氧气、水等降低太空活动成本；另一方面，其规则体系尚未统一。美国主导的“阿耳忒弥斯联盟”形成了事实上的“太空俱乐部”，而我国、俄罗斯等非签署国则推动平行的月球科研站与资源框架。这种治理碎片化意味着未来太空资源将呈“双轨竞争”，科技能力、发射成本与在轨加工能力将成为决定国家收益的关键因素。
▲ 多家欧美公司正在积极开发海底开采技术。然而，研究指出，深海采矿面临一个关键的“缺失环节”：矿物加工。目前缺乏商业规模的结核精炼设施，而中国在全球精炼铜、镍、钴、锰等中游加工环节占据压倒性优势。虽然许多矿业公司不愿与中国企业合作，但由于中国加工成本低且市场主导地位强，他们仍在考虑这一选项。除非美国或盟国能建立起足够的国内或盟友加工基础设施，否则深海采矿的潜力将受限于中游瓶颈，无法真正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和安全保障的目标。来源：RAND（正在英格兰北部建造的一个深海采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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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深海和太空这两大前沿起步并不算晚。我国自20世纪末即开展深海采矿区探勘，拥有多块ISA注册的多金属结核勘探区，并形成完整的深海采样、遥感与实验平台体系。太空方面，“嫦娥”系列任务实现了样品返回、月壤制氧及远端测绘；中俄共建的“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已进入设计阶段。
从陆地到深海，再到太空，未来的资源竞争不只是“技术竞赛”，更是“制度竞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而言，首要任务是强化科学数据与环境评估透明度，避免“科学盲区”成为地缘风险源。此外，我国可通过多边体系中稳住话语权，同时以双边科技合作降低对抗性，并引导金融资本与保险机制建立绿色准入标准，让“低影响、高透明”的项目获得信用红利。
谁能在规则、技术与金融三维上率先构建生态与产业平衡的体系，谁就将在未来几十年的资源地缘经济竞争中获得决定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