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工厂的年轻人:“杀马特”回村直播带货年入300万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杨玲玲

iPhone13上市进入倒计时,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又吃紧起来。8月6日起,郑州富士康再度调整产线作业员招聘奖励,求职者入职满90天,奖励最高可达9500元。

曾几何时,制造业是年轻人向往的工作,无数厂哥厂妹把青春留在工厂流水线上。

时代变迁,90后已不愿再进工厂。今年5月,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城中村,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拿着样衣和招工牌,排起近一公里长队,等着工人们光顾,真实上演了“工人挑老板”的魔幻现实。

年轻的产业工人都去了哪?看看身穿黄、蓝色制服满街穿梭的外卖小哥或许就有了答案。

送外卖工资不比在工厂少,工作时间也相对自由,都是卖力气挣钱,很多年轻人自然不愿像他们父辈一样,在工厂跟机器打交道。

图源:视觉中国

互联网大潮下,像外卖骑手这样的新工种如雨后春笋,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吸纳过去。许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干电商、送快递,或到大城市送外卖、开网约车。

2019年,中国快递从业人数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人数突破700万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某外卖平台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

在老一辈产业工人看来,年轻人没有生活压力,所以总不安分,喜欢尝试新职业。而在新一代产业工人眼中,互联网提供了更多可能,还在工厂流水线上干一辈子,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两代产业工人群像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工厂和制造业的时代变迁。当年轻人不愿再走进工厂,招工企业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挽留工人,尽管已在不断提高工资和奖金,安排夫妻宿舍,但仍逃不出“用工荒”的窘境。

近日,三位不同年龄段的产业工人向时代周报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有人逃离工厂,回村直播带货,成为当地小网红;有人频繁跳槽,进出不同工厂,梦想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蜜雪冰城;也有人在制造业干了一辈子,珍视工厂工作,同时也感叹时代变革之快。

杀马特青年:进工厂是无奈之选

李荣富 25岁 电商主播

我出生在贵州省普安县西陇村,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民进一次县城需要翻山越岭走4个小时,山路建在悬崖边上,一不小心就可能滚落到山谷中。

我从小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初三那年,我带着3个同学翻墙外逃,就再也没有回过学校。因为逃学、退学、带同伴打架,那时候我在村民甚至父亲眼中,都是“不良少年”“垃圾”。

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辍学后我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在那之前,我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因为平时看的偶像剧里男帅女美,主角的工作体面又轻松,我以为自己将来干的也是这样的工作,接触的也是这样的人群。出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陷阱”。

进厂的几年时间里,我在广东、浙江等地的玻璃厂、玩具厂、相框厂都干过,月工资不高,2000-3000元。

我以为工厂是年轻人的主场,进去后才发现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最多的还是30-50岁的中年人,工友身上的共性特点是:文化程度不高,家里比较缺钱,但没有什么才能,进厂可以说是无奈之选。

流水线上的生活枯燥乏味,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让我陷入迷茫和焦虑。每天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知道自己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十多岁的年纪又最爱面子,每次回家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说自己在厂里打工,觉得不体面。

那时候杀马特流行,广东、浙江很多工业区里面,满眼皆是杀马特。我发了工资也喜欢去理发店做发型,再染个鲜艳的颜色到街上逛一逛,收获超高的回头率。

这成为后来我逃离工厂的一个选择:转行学习美容美发,掌握一技之长。从学徒做起,我在理发店一干就是3年,一度成为店里技艺最高超的烫染师傅。

随后,我又接触到电商,在扶贫干部的带领下参加电商培训,经营网店帮村民们销售各种农副产品。刚起步的时候,淘宝店没有流量,村民对我的印象也还停留在之前的叛逆少年,我在村里收农产品,鲜少有人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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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开销路,我变身电商主播,把直播镜头对准养鸡场、农田,让顾客亲眼看到这些农产品的生长环境。这一招效果很好,下单的人越来越多,农产品也越卖越好,村民跟着赚了钱,对我的印象才慢慢发生改变。2020年,我这边的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收入突破了300万元。

我算是农村打工一族中脑子比较活络的,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虽然我初中都没有毕业,但这些年敢想敢干,懂得投资自己,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都跟着我学习取经,我成了村里年轻人中的Number One。

二代农民工: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

尤嘉 26岁 制衣厂员工

我就是人们常说的“留守儿童”,小时候,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做生意,有时过年都不回家。别人说,留守孩子长大后,心中始终会有一个无法缝合的伤口,可能确实是这样,但也怪不起来父母,他们是为了生活。

高中时,因为和班里同学关系处理不好,我一气之下就放弃学业,到广东这边来打工。

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差,很多人觉得我辍学可惜,现在还有人问我后不后悔。要说不后悔肯定是假的,但时光不能倒流,生活还要继续。

如今,我已经在外打工快十年,从出来工作开始,我就没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但我也没有做出什么大成就,混到现在还是一个平庸之辈。

最开始出来打工,过得很苦,那时什么手艺都不会,只能做最基础、最简单的工作,还动不动就挨骂,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午夜12点,有时候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工资只能勉强果腹。

这些年,进过电子厂、五金厂、制衣厂,干过超市理货员,浑浑噩噩过着,因为父母都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我也没有考虑成家,所以压力不大。暂时对人生没有什么规划,相较于挣钱,干得舒服更重要,不开心可以主动炒了老板的鱿鱼,休息一段时间就进下一个厂。

有人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想过换个身份?比如做生意。其实,之前也有想过开店。看到厂区门口新开的蜜雪冰城,队都排到街上去了,也特别心动。但现在随便开个奶茶店都要几十万元的成本,风险也大。我暂时还不敢迈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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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上班的这家制衣厂,是名香港人办的小厂,进厂主要是因为有朋友推荐,三五好友相互有个照应。小厂不像大厂规矩那么多,上下班时间比较灵活,早一点晚一点没关系,干活的时候还可以聊天。

每个月收入也就4000-5000元,但工作不累。车间、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是生活的常态。我一直有存钱的习惯,但身边很多工友都是月光族,打牌、交友、游戏充值等花费加起来,不少人在月中就把生活费花光,后半月靠借钱度日。

现在,我最怕的就是过年回家,亲戚朋友凑过来问,有没有女朋友,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去年借着疫情的原因,躲过了一劫,今年还不知道怎么办,想想心里就发憷。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跟他们的感情比父母还深厚。上半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我请假回去帮忙料理了后事。回程的火车上,不禁陷入身份的迷茫,农村是回不去的家乡,但城市又难以接纳我,我也不知道,未来究竟在哪里?

老一辈产业工人:挣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家

53岁 吴重平 “退休”工人

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那年,忙完家里的秋收,我跟随同乡踏上了外出打工的旅途。

在那之前,我们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四季围着几亩地谋营生,虽然饿不死,但日子过得紧巴巴。

南下的火车上,我对打工充满期待。走出广州火车站,汇入如潮的人流,和大量涌向这里的农民工一样,脸上挂着笑容,身上充满干劲。

但我很快发现,尽管这里的招工栏里贴满了各种招工广告,但普遍需要熟手,老板只管挑最好用的人、最听话的人,新手想找到工作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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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我并没有进厂,而是在广州这边谋了一份修水闸的工作,工资按25元/天算,包吃包住,干了几个月带回家2800元钱,家人高兴坏了。

第二年,我跟着家里亲戚到深圳打工,进了一家模具厂。那时候,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位都是香饽饽,想要进厂,得先交500元买位置,要不然根本进不去。由于是熟人介绍才得到的进厂机会,因此自己十分珍惜,也干得卖力。

厂里白天1.7元/小时,晚上加班1.9元/小时。这一年,除了寄钱回家,还给没什么首饰的妻子买了一对纯金耳环,那算是苦涩的日子里的一点甜蜜。

随后几年,我每年都抽农闲时间到珠三角这边打工,深圳、东莞、湛江、广州、佛山,去过不少地方。

和那些小年轻不同,我们就是奔着养家糊口去的,所以每天只管争分夺秒地干活,连喝水都卡着时间,每天最长可以工作16小时,挣得多的时候,一个月接近万元。

大家都说我能吃苦,其实也是拿命在熬。打工挣来的钱,一分都不敢多用,全数寄回家供两个小孩读书,盖新房,给老人养老,虽然挣钱辛苦,但心里踏实、满足。

如今年纪大了,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为他们感到欣慰,偶尔也惆怅,孩子们负担不轻,房贷加上养育后代,每个月基本上存不下什么钱。我想着自己才五十多岁,还可以再干几年,就跟着村里包工程的老乡干点修路、修堤坝的活。卖力气,但并不危险。

这大半辈子,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一直勤勤恳恳照顾家庭,身体受了很大苦,心里却是甜的。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尤嘉、吴重平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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