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老板砸掉自己一半店 称春节档救不了行业

文 | 李晓芳

编辑 | 周航

看着每场观众不超过十来位的上座率,影院老板王军深刻地意识到,一个被重创的行业需要的恢复时间,或许远比预估的要长得多。

一个月前,“新十条”发布。多地关闭的影院重新打开大门,检查放映设备,清扫积灰的座椅和地毯。

恰逢《阿凡达2》即将上映,许多人都盼着这部好莱坞大片能拉一把颓靡已久的电影行业。在猫眼电影专业版上,《阿凡达2》的票房预测要冲击30亿元,能占2022年全年票房的十分之一。

大概是失望的次数太多,王军倒不敢抱太高的期待。他反复强调一句话,“电影院不可能光靠一部电影来活。”不论是詹姆斯·卡梅隆,还是创造了票房纪录的主旋律电影,王军说,都不可能真正拯救电影院,“电影院是需要更多选择的。”

《阿凡达2》上映当天,王军旗下一家影院的上座率终于超过50%。然而随着感染人数日渐增多,电影评价也不如预期,观众数量始终没能迎来爆发性增长。上映24天,《阿凡达2》的国内票房13亿。

问题还在于只有一部《阿凡达2》。不久前的元旦档期,加上《阿凡达2》,王军的影院只有四部电影上映,“每场观众应该不超过十几个,有些场次是个位数,甚至是0。”电话另一端,他突然开始呵呵苦笑。

过去一年,王军似乎常常发出这样的苦笑声。2022年3月,他开始关闭自己的电影院。不是暂停营业,是那种最彻底的拆除,不留一丁点的影院痕迹。

他自己抡起锤子,将做了降低回声干扰装置的影厅墙壁一块块敲掉。深红色的海绵靠背座椅被撬起,随意堆放在大厅,等待集中处理。最后是银幕,展现了无数光与影的幕布,他带不走,也再用不上。

一块银幕价格最低是1万多,IMAX影厅一张银幕高达十几万,空调、音响可以转卖,但银幕根据影厅大小定制,“卖了也没人用得上。”王军干脆拿了一把折叠小刀,在上面划了一道又一道,边划边哈哈大笑,“花钱建的时候很爽,现在拆了更爽啊。”他拍了个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无数关注。

划破银幕的电影院老板,右为王军。图源网络

两个多月里,王军陆续关闭、拆除了四家电影院,手里八家影院只留下一半,“没等到春天来临,就已经死在半道了。”可拆完了电影院,王军说自己只感到释然。

疫情三年,“再坚持一下”渐渐成了虚妄的安慰。现实的困境逼迫所有实体从业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出选择,继续等待未知的春天,或是狠下心在漫长的冬天抽身离开。

王军坚持不下去,“之前创业赚的钱一直往里贴。”而电影院在三年里几乎是开一年赔一年,他再也交不起商场高昂的租金,试图和物业协商,对方却几乎没有让步的意图。他只能遣散工作人员,看着一家又一家电影院变成废弃材料和粉尘组成的废墟。

王军说自己没什么文化,电影情怀也有限,每年看的电影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他小时候家里穷,12岁就离开学校,外出打工。最开始是当学徒,做电焊工。后来长年纪了,就从老家安徽到了广东,进各个工地,从最小的杂工干起,搬砖、背砂石,一步步做到包工头,又成立了公司,自己接工程。

建电影院是出于商人的考量,他接过这方面的工程,知道电影院运营模式简单,处在风口上又能赚钱。花上400多万,就能建一座拥有5、6个小厅的非标(准)影院,影厅的面积、层高、银幕尺寸等会比标准影院小,但票价也会相对低廉,基本三年就能回本。投资成本更高的,上千万的影院五年也能回本。

“电影院不需要怎么管的,你投钱,选好地理位置,找个合伙人负责管理,不像别的行业那么复杂。”

比起干工程,王军觉得,开电影院实在是门好生意。“电影院好就好在它是现金生意,一天卖多少票,都是有票务系统收款的,不存在什么纰漏。”干工程就完全不一样,会回不了款,收不到钱,还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如今他还在和一位工人打赔偿官司。

那是2015年,王军31岁,在广东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电影院。那一年,中国电影产业规模首次达到1000亿元,全年电影票房突破400亿元。

接下去几年,中国电影市场继续高歌猛进,总票房相继突破500亿、600亿,王军也紧跟着行业急速的步伐过上了好日子,他陆续开了8家电影院,分布在广东深圳、东莞、惠州各个城市。

后来的一切发生得让人措手不及。王军已经工作了二十几年,干过最苦最累的活,也处理过不少生意场上的突发情况,但2020年的春节档还是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7部电影接连撤档。

手下的员工们还没反应过来,春节宣传海报还挂在影院门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历史遗迹一样的存在。

对许多电影从业者来说,2020年是毁了一半。一直到当年7月,电影院才获批可以重新开放,几乎是所有行业里恢复最晚的。上座率也有限制,起初要求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30%,后来放宽到50%,到9月底,放宽到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75%。

王军说,像他手上的这种小型非标影院,“不算折旧,一天纯支出就是3000到5000(元)的样子。”而每天的营业收入甚至覆盖不了影院一半的成本支出,“只能硬撑。”

他认识的一位投资影院的朋友起初拿自己的积蓄填坑,手上现金花完了,就开始四处借钱,“结果到现在,基本24小时都在接催债电话。”

2021年已经是王军相对好过的一年,尽管春节前还是提心吊胆,担心一年里最重要的春节档因为反复的疫情被取消。“那年我好一点的店,春节档收入大概是20多万,是过去的一半。”

赚钱是谈不上了。更糟的是,王军的工程建设公司也受到了疫情影响,“房地产行业也收紧,贷款下不来,我们的工程款也收不到。”王军像是在徒劳地修补一艘千疮百孔的船只,“没有一个行业能挣钱,连环反应就造成了我的资金短缺,撑不下去。”

回看2022年,王军甚至有些庆幸自己及时抽身,在3月陆续关闭了四家影院。从3月开始,因为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陆续暴发疫情,一些重要的节假日档期几乎全灭。

很多电影还会临时撤档,比如去年的五一档,就有8部电影陆续撤档。“片方也要考虑自己的投资能不能收回来,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一会上,一会不上,人都恐慌了。”

影院能否营业成了2022年极大的不确定因素,选择上映甚至制作的电影也自然越来越少。根据影视剧数据管理软件灯塔研究院的统计,截至12月,内地院线公映的影片数量只有326部。而在2021年,这一数据是607部。甚至只有半年营业时间的2020年,这一数据也有305部。

影响波及产业链条上的每一环。开工的影视摄制组大幅减少,2022年4月,国内最大的影视基地横店公布的剧组数量,比去年同期下滑近50%,一些剧组是因为核心主创人员被封控,无法开工。另一些是没投资,直接被叫停。

许多群演也一度逃离横店,一位演员公会管理人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提到,“常年在横店的群演大概有8000人左右,今年只有四五千人在这边。”

在年终的票房统计里,2022年全国电影票房只有300.67亿元,是2015年以来第二次低至300亿,第一次是2020年,只有203亿。而在疫情前的2019年,按照国家电影局数据,全年票房是642.66亿元。

东方IC资料图:2022年12月11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电影院有序恢复,一市民在观影。中新社记者刘文华 摄

创业二十年来,王军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无能为力。过去公司遇到问题,他可以尝试找银行借钱,努力开拓更多的客户资源,可是“电影院没有片子,就是没有片子”。他剩下的几家影院客流量已经下降到了10%,“大家来了也没有片子看,来来回回就上映那几部电影。”

他不免怀念疫情前百花齐放的影院片单,喜剧、爱情、国外引进大片,应有尽有,“观众的口味都不一样,有片子能选择,他们才愿意进电影院。”

疫情三年,王军已经欠下了一千多万的外债,有些是影院的欠账,有些是工程公司的欠款。他说自己每天都在拆东墙补西墙,哪笔账要得急了,就先挪点钱还上。但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他有一位同样做生意的朋友,“要债的人去年过年直接跑到他老家了。”

妻子曾经劝过他,要不将电影院全关了,好歹不用继续倒贴钱。很多大公司在2022年都采取了关闭影院的做法,比如香港英皇UA影城宣布关停内地的7家门店,表示这是“自开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和挑战”。但王军觉得不甘心,“如果全部关掉,过去几年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其实并不埋怨,也不后悔,“做生意不可能天天在那里后悔。”他也自知过去能赚钱有运气的成分,“选了一个好方向,赚钱就是三分努力,七分运气。”王军说,公司倒闭也并不可怕,年轻时他摔的跟头太多了,可他怕的是“看不到希望这种状态”。

王军记得自己最近一次看电影,大概是两个月前,看的是《万里归途》。那场的观众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不太记得电影都讲了些什么,“那次我发现一件事,一个人在那里看电影是有点害怕的。”

他对电影意义的理解是,“很多人在一起,一起开心、伤感,情绪互相感染的”。他有点伤心,“现在是感受不到了。就感觉到很凄凉。”

春节档进入预售期。图为2023年1月11日,上海一影院内春节档电影海报。东方IC 图

王军认为,电影院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内彻底恢复,大家离开电影院已经太久了。一些观众在疫情三年里,甚至更习惯通过短视频、视频网站观看电影,“观众的习惯可能要重新培养。”

除了电影院,整个行业也需要找回信心,那是过去一套正常运作的秩序,从业者知道自己拍好了片子,可以正常拿到许可证,上映院线,最终结果好坏由每个观众手上的电影票决定。

好消息是今年的春节档,已经陆续有七部电影宣布定档,其中不乏梁朝伟、刘德华这样的老牌影星,有《流浪地球2》这样的重磅续作,也有名导程耳的新作《无名》。

但王军不敢抱太大的期待,“很难说今年春节档就回到以前的水平。”他还是强调那一句话,“一两部片是救不了整个电影行业的。”

真正让他重新有信心的是防疫政策的变化。“如果你是前段时间(注:“新十条”发布前)问我,我会说这个行业快灰飞烟灭了。”他顿了一下,声音提高了一些,“但现在,我感觉是有一定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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